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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及政治经济变化

时间:2023-05-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回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和汉族人民一道,长期共处一地,共同的生产活动,形成了回汉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回族社会封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回族内部宗教政治关系的变化。从清代康熙到乾隆初期,甘肃回族宗教门宦制度兴起,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一政策的转变,大大激化了西北回族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

回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及政治经济变化

三、民族关系的变化

清中叶以后,在阶段矛盾激化的同时,西北社会内部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这一历史变化在宁夏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支配宁夏社会运动的一个基本因素。

▲衣不遮体的妇女

清代宁夏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回族迅速成长和壮大。元明之际,大批回回军屯居西北,到明末清初,陕西、甘肃回民先后发动反明和反清斗争,足以说明当时西北回民数量已十分可观。清代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回族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迅速增长时期。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广西提督窦斌向朝廷密奏:“查固原人悍兵强,甲于全陕,附近多住回民”[30],表示对此深为忧虑。至19世纪,回族愈益发展。当时陕西以回民众多著称,而甘肃“回民聚族而居,倍多于陕”[31]。因此,有人总结回民反清原因时认为:“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奸回恃其众也,潜蓄异谋。”[32]用人口的众多来解释回族反清斗争固然片面,但清代西北回族人口大增是确定无疑的。

回族人口的急剧增长,反映了回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宁夏地区回族的生产水平与汉族基本一致,且回族更善于经营商业畜牧业,形成了独具特点的经济结构。回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和汉族人民一道,长期共处一地,共同的生产活动,形成了回汉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

然而,回族人口的增加和社会力量的强大,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惶恐。雍正、乾隆时期,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加强对回族的控制,说回民“不奉正朔”,“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33]。这种从文化异己角度对回族的攻击虽然屡屡发生,但富有统治经验的清政府深知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完全禁绝不同的宗教和习俗是不可能的。雍正曾指出:“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但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民独处德化之外?……至回民之自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已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34]对回族的宗教习俗采取容纳的态度。当然,它的前提是回族必须服从其统治,做封建国家的“编氓”。

回族社会封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回族内部宗教政治关系的变化。从清代康熙到乾隆初期,甘肃回族宗教门宦制度兴起,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第一,元明以来回族社会分散的、互不统属的教坊被联系起来,组合为以门宦教主为首的宗教政治体系。这样,宗教组织的权力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它通过宗教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贯穿到所属的各个角落,其覆盖范围亦即其管理领域。(www.xing528.com)

第二,各门宦所属的回族群众有了自己的宗教领袖和中心机构。门宦教主与以前的掌教阿訇不同,他们的权力,具有绝对性,并且按血缘世袭。

第三,上述两方面的组织作用,将回族社会的宗教力量、政治力量乃至经济力量汇集了起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回族社会力量。这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增长,为进行民族斗争运动准备了条件。

新的变化必然造成新的矛盾。门宦体系在形成过程中,争夺教坊和教民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发展为复杂的政治冲突和民族矛盾。回族内部的教派斗争,引起清政府的干预,从而使教派之争转化为回族与清政府的矛盾。乾隆四十六年撒拉族、回族由教派之争而发展为反清斗争,清政府即放弃原来对回族宗教宽容的政策,认为“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当净绝根株,勿留余孽”[35],采取禁绝新教、限制老教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转变,大大激化了西北回族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

从苏四十三反清到同治元年的80余年间,宁夏地区回族社会力量的增长和自我管理要求的出现,不仅使清政府的统治面临新的抵抗力量而趋于困难,而且这一变化又促使一系列民族纷争和民族矛盾的发生。清政府极力利用民间纷争来维持其统治,使得民族关系更加复杂。

由于经济的发展,回族中逐步形成了一批地主富豪,并不断向宗教体系渗透。他们一方面以民族代表自居,左右着回族社会,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的地主上层争夺经济利益和土地。在这种经济利益争夺中,回汉地主上层都极力地把它演绎为民族冲突,致使矛盾不断扩大,造成了“间衅数开,结党寻仇,械斗劫杀,往往而有”[36]的局面。

无论在回族与清政府的斗争中,还是在民族纠纷中,作为领导回民的门宦宗教组织,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特别是以宁夏地区为中心的哲赫忍耶门宦,它因率先反清而遭清政府打击压制,但亦因此而受到广大回族的拥戴,其势力在嘉庆道光年间迅速壮大,超过了其他门宦。由于宗教活动的扩大,原来秘密传教的状态已不能维持。1810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向朝廷报告“盐茶、灵州等处回民又有倡复新教、念经教徒之事”。官府十分紧张,派盐茶同知、灵州知州、宁夏镇总兵等官员“不动声色,严密查拿”,将念经阿訇牛诚功、马养龙、马诚等逮捕审讯,并晓谕回民“各安生业,毋得疑虑”[37]。此时,正是清王朝统治逐步走向衰落阶段。随着对西北控制力量的进一步减弱,清政府未敢大事株连,激成变故,而是强调回族新老教派的区别,并极力利用汉、藏、蒙古诸民族地主上层力量,来扼制回族反清斗争,从而加剧了民族矛盾。

总之,这一时期内,回族宗教政治势力的兴起壮大,各门宦的教争,回族与清政府的政治冲突诸因素与民族矛盾相互推动,构成了宁夏近代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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