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腐败与剥削加重：现实严峻

二、政治腐败与剥削加重

政治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不治之症。宁夏地方政治的败坏除封建社会的一般原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清统治者视宁夏为“武备”区，而非“文治”地区。“诸凡建设，或因或创，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12]清朝几次用兵新疆，宁夏为军事后备区域，征发粮草、兵夫为宁夏的主要任务。清中期以后，西北回族连续反清，进一步刺激清政府强化宁夏的军事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清朝在宁夏施政以武备为主的传统，即重视武装控制人民而忽略地方建设和文化事业。宁夏不仅驻军很多，且带兵之武将集中。北有宁夏将军率八旗军驻满营和宁夏镇总兵驻府城，南有陕西提督驻固原，而驻扎各地之中下级将领更是难以历数。这些武将往往少文无识，清廷对他们更为纵容，因此肆意横行，欺压百姓，使宁夏政治恶化。第二，历任宁夏将军及宁夏道、府、镇的官员大多数是满洲贵族，而且很多是皇帝的“特简”官员。他们恃特殊的身份和皇帝的恩宠，大胆妄为，加剧了宁夏政治的腐败。如道光时宁夏将军和世泰、副都统存华被查出接受下级克扣兵丁银饷及各项工程费用14400两。^[13]他们“片传佐领于月放饷银及马料尾零变价内按名摊扣，又违例接受生辰、婚娶银两”^[14]。而这些一、二品大员“俱系简任”官员。

黑暗的吏治环境，造成宁夏贪污案层出不穷。乾隆时揭发甘肃贪污冒赈案，总督以下省道府州县官员因贪污被正法、流放者102人。^[15]宁夏知府、固原知州、灵州知州、平罗知县、宁夏知县等均属案内之犯。至道光年间，贪污案又屡屡揭发。“固原州知州陈栋接受前任交代，仓库两项各亏短数万；中卫县知县艾椿年接受前任交代，亏空七八万；道光八年，杨遇春将藩库存银四十余万两，发交州县采买谷石，该督阅兵时，亲见各州县将预卖之项多半亏短……”^[16]1851年“陕西（甘）总督琦善之胞弟琦龄前在固原州、安定县各任内，亏空甚巨，谎报完缴，率请开复，令各属代为弥补，以致无处不亏。宁夏亏数最多……”^[17]贪污已成为宁夏官吏的普遍作风。赋税征收，胥吏任意上下其手。官员“办理开垦，意在见长”，谎报田亩，“其实并无其地，民间受累无穷，地方官枉得钱粮处分”。而“发商生息，为累帑病民之最甚者”。官员将官银借贷给商人，坐取高息。“道府与州县，猫鼠同眠”，其盘剥之术，连历管钱粮的官僚亦叹为：“变幻离奇，不可思议。”^[18]

民间资源，官府视为利源，竭力把持垄断。宁夏水利灌溉，官府攫为己有，任意敲诈民钱。“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系冗员，书吏藉坝水摊钱，侵渔入己，官吏视为利薮。而平罗县之在下游者，水不到梢，吏胥既缘以为奸，民田复因之受累。自前道和祥将民间摊倾之钱，尽交道库，赢余亦为独得；厅中官吏，何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支使，遂又有重派分肥等弊”。^[19]如此层层加派，农民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产积极性和再生产能力逐步丧失。

盐业为宁夏盐池地区百姓的重要生产行业，清代对此项利源实行官营，设盐捕厅于灵州惠安堡，为管理盐业生产和专卖机构，所产之盐由户部分配各地“盐引”为凭，由指定的商人行销，当地人民不得生产和销售食盐。由于官府经营不善，盐课沉重和官吏中饱，所产之盐成本过高，盐商往往亏损。及至清代后期，盐区百姓自行生产、私自贩盐者日益增多。私盐与官盐相竞争，形成“私贩充斥，官盐不能畅销”的局面。官盐生产难以维持，私盐生产已成难以逆转之势，曾有官员鉴于此情况，奏请清廷放弃官营食盐，许民间生产、贩运，官府只需“设局收税”。但陕甘总督及清廷户部反对此议，坚持官办，命令各地“文武各官严缉”私盐。^[20]官府与民争夺盐利，严重地损害了宁夏盐业的发展，私盐被严禁，造成盐业生产萎缩和人民生活贫困。(www.xing528.com)

鸦片战争中的巨额军事费用和对英赔款，在战后都被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摊入地丁赋税一并征收。这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宁夏百姓负担更为加重。官府压榨，自然灾害，宁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残酷环境中艰难度日。那彦成曾指出当地“民鲜盖藏，丰收之年少，歉收之年多，一遇水旱灾伤，不能不筹议赈恤。办理既多，为日又久，不肖官吏熟于其事，不恤灾民之苦，转视为牟利肥己之端”。^[21]灾荒之年，官府课税征求如故，民间无力交纳，遂形成宁夏各地赋税“积欠”的现象。逃亡人丁所欠赋税，均摊给当地“活口包赔”，故“积欠”之额有增无已，居民“年年输纳，竟为定例”，农民不堪赔累，“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22]。

人民流亡是对封建剥削的消极反抗，它推动社会走向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是阶段矛盾逐步激化的表现。由于封建军事镇压势力的强大，宁夏人民还没有形成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运动，但零星的反抗斗争已经出现。道光年间，官府虚报垦荒地亩，逼民纳税，“州县催征，鞭扑严急。百姓鸠聚数千人，赴藩司衙门，将农具呈缴，不愿为农，器与屋齐，喧哗雷动，名为垦恩，其实欲与藩司为难”。^[23]1859年，“宁夏口外匪徒乘间肆扰”，往往持械反抗官兵。清廷命令宁夏镇总兵会同阿拉善蒙古兵巡查，于各关卡严密稽查，“倘有内地民人私行出入，形迹可疑者，立即严拿审明治罪”^[24]。这些所谓“匪徒”多是由宁夏等处流落至阿拉善旗之流民。为维护封建秩序，1852年陕甘总督舒兴阿特制定办理保甲章程八条，要求保甲编户：“宣示教化、互相劝诫”，“各境汉奸宜协同侦缉”。^[25]这也反映了宁夏及甘肃社会逐步走向动荡。

阶级矛盾激化的另一表现是清军兵丁闹事。宁夏清军风纪败坏，官长营私舞弊，士兵漫无纪律。“固原提督胡超克扣兵饷、署办戏装、置汰名粮、畜养优伶……”^[26]士兵心怀不满，受检阅时行动迟缓，“校场漫无纪律”^[27]。鸦片战争中，宁夏军队调往浙江、天津等地作战，伤亡甚多，加上军饷减少，士兵生活更为困难，因而屡有兵丁哗变之事，并与百姓反抗相联络。1856年，“宁夏等处兵丁因请饷滋闹”^[28]。以后士兵“时有出伍辞粮，阳为求饷，阴谋鼓噪之事”。这种现象已十分普遍，“该管官亦无如何”。兵将为“匪”，清廷认为：“设兵无以为养，多兵反足为害，若不及时裁冗，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决定裁兵三分之一。^[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