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族和宗教
经过元代的融合和发展,回族在明代已经基本形成。明初以来,在宁夏,不断有大批回回以归附土达的身份被安插在灵州、固原一带,并形成回民聚居区。明代西域回回大批入附中原。西域很多朝贡使团和商队纷纷前往京师,其中有经过宁夏地区的。因“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61],迁来的主要是中亚和吐鲁番、哈密一带的穆斯林。这些入附的回回,有不少滞留于甘肃沿边诸州及宁夏等地。
永乐四年(1406年)敕陕西、甘肃苑马寺,凡回回“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之,以给四监”[62](其中的长乐、灵武二监均在宁夏地区),六年又决定回回商人如携马千匹以上来贸易,可以允许他们到黄河以西“兰州、宁夏等处交易”[63],这就使许多回回商人进入宁夏一带。正统年间,“回回人马黑木纳马宁夏中云南盐,一向未支”[64],巡抚奏称马黑木往来宁夏、云南之间,熟悉道路,宜加安抚。
明代固原一带也逐渐形成了入附回回的聚居区域。固原到海原的几百里间,明朝时设有军事营垒,为头营、二营直到八营,还有海剌都堡等,这些地区也是回民的重要分布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明代安置的。[65]
回民沐英为明太祖大将,因征战西北有功,赐武延川(今西吉县葫芦川)等六处草场,筑城沐家营(今西吉县),沐英的势力扩展到固原,对当地回族的兴盛,不能不产生影响。在成化年间发生的土达满四起义中,重要首领之一的杨虎狸,就是入附回回,[66]史言其“驱勇有谋略,(满)四倚为谋主”[67]。后率族众降明。
明代宁夏地区信仰伊斯兰教者,除回回人外,还有部分蒙古人。元亡后,留在固原的蒙古人,随阿难答改奉伊斯兰教。
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教育制度。明时,清真寺普遍设立,需要一大批阿訇主持寺务和传经布道。宁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人为胡登洲,其嫡传弟子海东阳,号文轩,是同心韦州城人。他把经堂教育传入回族聚居的半个城(今同心老城)、韦州城一带,开创了宁夏经堂教育的先河。海文轩是继胡太师之后的一位著名经学大师,学问渊博,在韦州设帐讲学,各地学子慕名前来求学,韦州成为“天下之人,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68]的经堂教育中心。海东阳及其父海师定居于韦州,在此终身。(www.xing528.com)
另外,固原回族人马雄在明末清初为武官,敬师重教,军务之余,延聘著名经师谈论经义。又创建柳州城内清真寺,经营伊斯兰教坟山等,对伊斯兰教传播及学术交流贡献很大。
《嘉靖宁夏新志》收入关于宁夏古清真寺的较早记载,在该书卷首绘有当时银川城的“礼拜寺”,并注明“回纥礼拜寺在宁静寺北”,据《宣德宁夏志》记载,为“永乐间御马少监者哈孙所建”。另外,同心韦州大寺,据传说是根据朱元璋所赐之图而建,同心县城清真大寺亦建于明初。同心清真寺位于同心废城西北角的高地上,是一座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和伊斯兰木刻砖雕装修艺术融为一体的建筑。清真寺的兴建,说明当时有较多的穆斯林。
回族实行的教坊由唐宋明代的蕃坊逐渐演化而来。大约从明初至明中叶,随着回族共同体的形成而日趋完善。回民环清真寺而居,坊内有“伊斯力”等管理机构,主持有关民族、宗教事务,形成教坊,至明末清初,在甘肃、宁夏、青海部分回民地区,因某种特定的原因而出现门宦,并逐渐形成门宦制度。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及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宁夏卫设有三个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即汉僧纲司(在宁静寺内)、道纪司(在清宁观内)和番僧纲司,表明当时宁夏除了有汉族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之外,当还有部分蒙古等族的喇嘛教徒。明代宁夏所建塔寺众多,洪武年间重修报恩寺,宁静寺、永祥寺、土塔寺等为正统年间所建。韦州喇嘛塔始建于明代,为具有典型喇嘛教风格的砖塔,通高十五米,塔基为单层八角须弥座,塔身呈宝瓶形,塔顶作密檐十三层,是“十三天”相轮的一种变体作法。璎珞宝塔明确记为嘉靖三十年建。
须弥山石窟至今仍为佛教胜地。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英宗赐一旧寺名为“圆光寺”,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又重修圆光寺大佛。明时宁夏高僧辈出,他们梵行高远,能住持正法并多有著述。如黑禅和尚,通禅观文学;又有海珠和尚,善书画,尤长于音韵之学,著有《居山百韵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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