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夏的商品经济极其微弱，在军事封建主义经济体系中，家庭手工业所占比重极小，手工业作坊大多为官府所有，主要生产军事装备和地方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宁夏总镇设“杂造局”，是一个军工厂，工役由各卫派遣，每年制造盔、披檐、甲、腰刀、弓、撒带、长枪各六百四十条，圆牌三百二十面，弦一千二百八十条，铳箭头六千四百个，箭一万九千二百支。所需原材料如铁、钢、铜、布、麻、丝、漆、胶、黄蜡、桐油、牛筋、鱼鳔、甲面、官粉等等，全部由陕西布政使司关发。除此总镇的杂造局之外，中卫也有个杂造局，但规模和产量只及总镇杂造局的四分之一。
总镇另有“兵车厂”，制造和贮存兵车。兵车厂之外，又有“神机库”。神机库除贮藏朝廷发下的新式洋枪“伏郎机”外，也用陕西发下的铜铁自己铸造“紧药伏郎机”，这种枪支“止使枪子，甚便于用，入药三两可逾千步”。
军需生产之外，就是专为贵族生产日用品的王府里的手工业了。庆王府内设“工正所”。工正所有印一颗，正正、正副各一员，管辖工匠三百六十名，其中包括画工、刻字工、金箔匠、金钱匠、银匠、表背匠、笺纸匠、织机匠、绣匠等六十六个工种。远在灵州磁窑寨，也有“庆府窑匠军余四十余名”。而同时在磁窑寨的“各处陶器者”却只有十余人。
不论在杂造局，或在工正所，从事劳动的都是匠役，相当于农奴，人身都不是完全自由的。
在军民增多，生产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商业市场活动。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街坊市集》所载，当时宁夏镇内有“熙春”、“泰和”、“咸宁”等三十二个街坊市集。在这些市集上，分别交易“胡麻糟糠杂物”、“苏杭杂货、鱼肉瓜菜五谷”、“布帛”、“果品颜料纸毛山货市帽”、“猪羊肉”及“骡马猪羊”等。实际上，当时社会余粮很少，官府原则上是禁止粮食贸易的。官府对经商者征收商税。宁夏镇设有“税课局”。
花马池（今盐池）所产的食盐，其贩运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活动性质。它不仅同宁夏全境以至整个陕甘宁地区的军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本地区的财政和军需上也起着重要作用。明朝朝廷通过发放贩运食盐的许可证——“盐引”，向盐商们索取马匹或马价银，以供边镇军需。在今盐池县南部的萌城，当时就曾设置过“萌城批验盐引所”。固原亦在州城内设盐引批验所。
明代与蒙古的边境互市，也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万历二年（1574年），允许鞑靼于宁夏中卫互市贸易；十七年（1589年）顺义王
力克求宁夏开设马市，如俺答时赤木口马市之例，应允之；三十年恢复宁夏等地与河套鞑靼诸部的互市贸易。这种互市主要是以内地所产物资及银两与蒙古交换马匹，朝廷有时也专门拨出银两给宁夏镇以购买马匹。
▲阿文铜香炉
（明代）
明代宁夏地处边陲，交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军事和与之相适应的边塞经济。交通管理由军事机构控制。明代的驿站、递运所本归地方行政，由各布政使司之下的按察司主管，并以民力充役。只有宁夏属例外，由都察院主管，全部用军卒充役，各驿站、递运所由“百户”负责，当时又称之为“军站”。
▲景泰蓝阿文铜香炉
（明代）
明代宁夏的主要交通线，都在军事保护之下。不少明代大道，留下了一座座墩台的遗迹，经灵州南下环庆的驿道，每五里一台，“计为台五十有八”；庆阳、环州通花马池、定边营的道路，则是二十里一台，“凡三十有四”[48]。由花马池经铁柱泉、惠安堡、韦州、下马关南去固原的道路，因是鞍靼的“入寇总路”，也是五里一墩。对重要渡口实行管理，明军在横城以北黄河沿岸布防，严防偷渡。其余津渡，则置兵戍守。如横城渡，本有五百士兵驻堡，正统九年（1444年）罗绮任宁夏巡抚，特意在渡口旁筑宁河台，台中驻扎士兵，专门管理和戍守渡口。
各种畜力大车，一般由军队制造，并集中在宁夏镇城、平虏（平罗）城及中卫等地的兵车厂，统一管理使用。各驿递的交通工具，则集中在站、所统一使用。(www.xing528.com)
明代因军事防御的重点转到东北部，宁夏镇经灵州南下关中的驿道成为重要的交通干线。它比过去的灵州延长了一百二十里，是宁夏镇军事供应及军机文书、官员往来的必经之道。宁夏至长安约一千四百余里，在沿线常年从事运输工作的军卒超过五千人，每年调入宁夏的军粮即超过十万石。
其次为陕甘驿站，经过固原镇的瓦亭、隆德。固原镇防区辽远，东接环庆，西迄兰州西固城，南入岷、洮河。此外，甘肃镇的军用物资也多由陕西起运。故陕甘驿道六盘山段的过境物资运输十分繁忙，其中仅军粮一项每年过四十万石。
“防秋大道”也是军事要道，鞑靼南下，意在掳掠，每到秋季，宁夏中部、南部五谷登场，羊肥马壮，他们选择水草丰盛的铁柱泉、惠安堡、韦州、下马关一线纵马南驰。所以，每当夏秋之交，驻在固原的三边总制就要布置防秋事宜，兵员、军械、粮草运输立即繁忙起来，直到严冬。三边总制衙门，还通过这条路指挥联络宁夏、延绥二镇的防务。
明长城的修筑，对交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宁夏境内的明长城，本身就是交通线。长城顶部宽平，守望、巡逻的士兵，常年在长城顶部的道路上往来。他们的食物、军械供应，也从这条道路上运送。关的设置，沟通了长城内外的道路，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关隘》记载，贺兰山东麓的长城（即宁夏西边墙），就筑有四十多个关隘，而且各自控扼着一条与长城线相垂直的道路。
长城在平坦、开阔的地带与道路交叉，都要设置暗门，所谓暗门就是在筑墙时预留孔道，让道路从中穿过。如宁夏内边的萌城暗门，有灵州通往长安的驿道穿过；稍西的下马房（今名下马关）暗门，有贯穿于宁夏中部、南部的大道通过；中卫县西大边上的暗门，向有“兰靖（通甘肃兰州、靖远）孔道”之称。宁夏东边墙是东西走向，但并未切断南北交通，就在于众多的暗门起了作用，其中包括花马池、横城两个大的暗门和许多小的暗门。
宁夏东、西、西南边墙的内侧，全有重要道路。长城内侧有驻军防守，交通比较安全。嘉靖年间任三边总制尚书的王琼曾述宁夏东边墙内侧道路的运输情况：“宁夏镇至花马池三百余里，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49]明代的主要军事活动集中在长城一线，军运日渐繁忙。据王琼《北虏事迹》记载，仅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的七、八两个月，从宁夏平原运往花马池（沿东边墙内侧走）的麦豆就有二万六千石之多。宁夏的明长城，大都濒临沙漠或牧区。长城修筑选线时，一般取沙漠与农耕区（或半牧区）的交界线，而沙漠边缘靠农耕区一侧往往形成道路，这样一来，道路便被包在长城内侧了。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都御史余子俊修筑宁夏东边墙时，就有意将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碛之地弃之于外，既便利了内筑道路，又使鞑靼南下之军缺乏牧草，不易驻扎。
▲贺兰山明长城
明初，河套地区北部即为鞑靼占有，成化年间，宁夏的平虏城以北也放弃不守。黄河航道的出路被中断，宁夏镇的船只，只能在六百里的范围内行驶，或作渡船，或从事短途运输。同前代相比，水运的作用大大降低。[50]
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区，明代时道路也很多，其主要者称为“官衢通道”。明代每年由关中地区向甘州等卫调运粮食，原来的道路翻山路远，十分艰苦。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采纳陕西参政杨善的建议，改走迭烈孙堡黄河路，即从开城县（今固原南开城乡）向西北，经固原、海原、干盐池至迭烈孙堡黄河，然后至武威、山丹、张掖等地，这条道路不但平坦易行，而且较原路近五百里。从固原到宁夏的军塘，沿路经过李旺、豫旺、下马关、韦州、惠安堡等地。[51]甘、陕车路六盘山段，由甘肃静宁县向东进入宁夏隆德县界，越六盘山后进入平凉县境内的安国镇，这条路是明代西安通兰州的车马大道。
北部川区，宁夏平原农业发达，人口稠密，道路不可胜计，且大都能通行畜力大车。主要有兰宁车路，由宁夏城直达兰州，系通行大车的干线，在宁夏境内约五百里；宁夏至定边车路；吴忠、下马关路。
明代运输以军运为主，商业贸易运输除食盐外，其余很少。当时宁夏盐产以大小盐池为主，其运输、销售都以商人为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行“开中”之法，让商人交粮作为军储，以代盐税。宁夏执行到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停止，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又恢复，并改为盐商直接“纳粟于边”。[52]
明代陆上运输方式仍为车载畜驮，官府的大宗物资往往以车运，民间商业物品多以驮运。宁夏地处边远，有些地方车不能行驶，就全靠畜力驮运。作战用兵车，有双轮大箱车、全胜车等。水运虽不发达，但船只数量仍不少。
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和卷三记载，明代宁夏川区有很多桥梁。因宁夏平原多灌渠，这些桥梁大多跨越各主干渠，桥的结构绝大多数是木梁桥。而位于宁夏镇城（今银川市）南薰门外、跨红花渠的永通桥为石梁桥。
明代宁夏镇、宁夏卫受陕西都指挥使司节制，由镇城通往陕西有驿道一条。这条驿道在今宁夏境内三百六十五里，设六个驿站，由一名驿丞管理（常驻大沙井驿）。境内第二条驿道是长安至兰州驿道的六盘山段，境内有三个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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