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民族与宗教
元灭西夏后，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民族经过不同的途径迁徙分散于西北、华北、西南等地。[55]据李范文先生考证，大致有几种去向。
1.投元：西夏灭亡后，党项族的统治阶级有一部分向元朝投降。元朝视他们为“色目人”而予重用。据有的学者从元明典籍中全面收录，元代西夏人物有姓氏、有官职或事迹者及有姓氏而无官职或事迹者多达三百七十多人。[56]也有一部分西夏人被编入蒙古军籍，调往各地征戍服役。在元朝的宿卫诸军中，就有唐兀卫，领河西军三千人。
2.投金：据《金史·西夏传》载，西夏降户被安置在唐、邓、申、裕等州，即今河南的泌阳、南阳、信阳、方城等地。据调查，今在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后裔约有三千五百人。[57]
3.东迁：河北保定城北韩庄出土的西夏文“胜相幢”，建于明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两幢所记人名近百个，其中有不少党项人的姓氏，证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人东迁了。
4.南徙：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不甘心投降的党项族居民经甘南、松潘，沿金川河谷南下而达今四川康定木雅地区，如今这一带仍保留西夏时的许多遗迹和古俗。
5.留居：西夏灭亡后，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仍留居西夏故地。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即西夏灭亡后十五年，成宗于杭州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施宁夏、永昌等路”。[58]宁夏路即西夏时的兴州(今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故地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可见这里信奉佛教且熟悉西夏文的西夏遗民仍然不少。
▲铜塔
（元 原州区开城乡出土）
以上这些留在西夏故地或迁徙散居各地的西夏遗民直到元朝灭亡后，才逐渐融合到汉族、蒙古族、藏族之中。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
元代宁夏地区除了新迁入的回回之外，主要居民还是汉族，以及蒙古族和党项族遗民。伊斯兰教之外，当时宁夏盛行的还有佛教，特别是蒙古宫廷所遵奉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宁夏境内至今仍留存着一批元代的佛塔和佛经。
蒙古部落原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12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后，四处扩张，蒙古统治者开始接触佛教，主要是中原汉地的禅宗。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藏传佛教的影响开始渗入蒙古宫廷。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又进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元代佛教各派当中，藏传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而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在蒙古地区及其附近，主要流行的是藏传佛教即喇嘛教。
▲一百零八塔
（西夏—元）
蒙古地区的喇嘛教和内地的禅宗佛教在宁夏地区都有流行。至今仍然完整保留的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黄河岸的一百零八塔，即是始建于元代的一座喇嘛教式塔，这是由一百零八座塔组成的塔群，依山势从上到下，按1、3、5、7、9……奇数排成12行，形成总体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因塔数而得名。明李贤撰修的《一统志》云：“峡口山，两山相夹，黄河流经其中，一名青铜峡。上有古塔一百零八座。”塔基下曾发现西夏文题记的帛书。据考古工作者推测，一百零八，向为佛家惯用的数字，其塔身为喇嘛式的实心塔砖，始建于元代较为可信。坐落在宁夏同心县韦州旧城西北角的喇嘛塔，也是目前宁夏境内保存比较完好，又具有典型喇嘛教风格的一座砖塔，通高约15米，塔体外表通抹白灰，故又称“白塔”。这种喇嘛教塔式流行于元代，可能为元代所建。另外，在今银川西北四十五公里的贺兰山拜寺口山沟内，有东西相距约百米的双塔，称拜寺口双塔，为西夏时所建的佛塔。1986年重修时，在塔的顶部发现泥塑和铜座佛像两尊，具有典型的元代雕塑风格，还发现有元代“中通宝钞”纸币、“大朝通宝”铜币等文物。塔顶中心柱有重修时修接的情况，说明在元代经过大规模重修。据《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五月，元朝统治者“修佛事于贺兰山及诸行宫”，即指对贺兰山拜寺口佛寺的重修。
1917年在灵武县旧城墙中发现了大批西夏文佛经，即《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西夏仁宗李仁孝时的西夏文译本，标明是元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杭州路大万寿寺印刷，用的是元代最新创制成功的木活字印刷法，字迹整齐清晰。西夏文经卷的发现，说明汉族及其他民族所信奉的一般佛教在宁夏流行，元朝大量印制西夏文佛经在宁夏散发，说明在宁夏故地仍有不少包括党项遗民在内的佛教信徒。
早在唐代，基督教就传入中国内地，其中的聂思脱利派又称景教。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朝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但在西北少数民族中仍一直有所活动。入元以后，随着信奉聂思脱利教的部分突厥、蒙古部民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元朝时期，宁夏地区是否有基督教的活动，尚未见到直接的记载，但有两条材料很值得注意：其一，据比利时神甫田清波在与宁夏毗邻的鄂尔多斯地区调查，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üd的部落，尚保持着用香油涂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利教徒的习俗，他们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利教遗民。[59]其二，元朝基督教集中的地区包括唐古特（西夏)，在13世纪中叶的聂思脱利主教驻节表中列举了唐古特教区。[60]其后，当聂思脱利教士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古特首府（今银川市)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唐古特居民是热烈的信教徒，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土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61]另据《马可波罗纪行》，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这些材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元朝时代宁夏地区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基督教徒。
总之，元代宁夏是一个多民族共处、多宗教并行的地区，特别是从元代起，汉族和后来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回族成为宁夏地区的两个主要民族，对以后宁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1]虞集：《西夏相翰公画像赞》，《道园学古录》卷四。
[2]《元史》卷一三四，《朵儿赤传》。
[3]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4]《元史》卷一○三，《诸王表》。
[5]《元史》卷一○三，《诸王表》。
[6]《元史》卷一○三，《诸王表》。
[7]《元史》卷一九，《成宗本纪》。
[8]《元史》卷一○○，《兵志·屯田》。
[9]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二，《宝钞法》一。
[10]《元史》卷七，《世祖纪》。
[11]《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12]《农桑辑要》王磐原序。
[13]《元史》卷一○○，《兵志·屯田》。
[14]《元史》卷一○○，《兵志·屯田》。
[15]《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16]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
[17]《金史》卷二六，《地理志》。
[18]《西夏书事》卷四二。
[19]《元史》卷一三四，《朵儿赤传》。
[20]《元史》卷六，《世祖纪》。
[21]《元史》卷一○○，《兵志·屯田》。
[22]《元史》卷一七○，《袁裕传》。(www.xing528.com)
[23]《元史》卷一七○，《袁裕传》。
[24]《元史》卷一○○，《兵志·屯田》。
[25]《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
[26]《元史》卷一一，《世祖纪》。
[27]《元史》卷一○○，《兵志·屯田》。
[28]《元史》卷一四，《世祖纪》。
[29]《元史》卷一五，《世祖纪》。
[30]《元史》卷一七，《世祖纪》。
[31]《元史》卷一九，《成宗纪》。
[32]《元史》卷六，《地理志》三。
[33]《元史》卷六○，《河渠志》。
[34]《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
[35]《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36]《元史》卷一三四，《朵儿赤传》。
[37]《元文类》卷五○，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据明代弘治《宁夏新志》卷二《宦迹》和《宁夏嘉靖新志》卷二《宦迹》记载，郭守敬“浚唐来、汉延诸渠，溉田万余顷”。又据这两种志书的资料统计，明代宁夏各地屯田数合计仅约一万五千顷。因此可见，齐氏《郭公行状》所记元代宁夏“田九万顷”，当是误传失实。
[38]乾隆《宁夏府志》卷一九《文艺志》，明代王业《中卫美利渠记》。
[39]《元史》卷三，《宪宗纪》。
[40]《元史》卷一三五，《乃蛮台传》。
[41]《马可波罗纪行》第l卷第72页，冯承钧译本。
[42]《元史》卷一七，《世祖纪》。
[43]《农桑辑要》卷一，《先贤务农》。
[44]《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六月条。
[45]《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
[46]邱树森：《回族族源问题刍议》《上》，《宁夏文史》第7辑。
[47]《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48]邱树森：《回族族源问题刍议》（下），《宁夏文史》第8辑。
[49]刘智：《天方典札》。
[50]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51]《史集》第二卷中译事，商务印书馆，第379页。
[52]《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379页。
[53]《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380页。
[54]《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381页。
[55]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杜1983年版。
[5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57]任祟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5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
[59]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载《辅仁大学学刊》第9卷，第14页。
[60]《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转引自《元朝史》下册，第356页。
[61]《忽必烈的僧人》，转引自《元朝史》下册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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