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由于战争破坏，人口流亡，西北地区水利失修，“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33]。”宁夏地区更由于蒙古军多次征西夏的战争，原有水利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
元朝统治者治国重农的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重视兴修水利方面。元代农学家王祯强调水利“为农务之大本，国家之厚利”[34]。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35]。元初在各地大兴水利，奖励开渠溉田，引用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都水监，与王允中等规划全国水利建设，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了解农田灌溉的需要。这一系列措施很快改变了水利失修的状况，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黄釉瓷碗
（元 原州区城内出土）
忽必烈即位后，准中兴路新民总管朵儿赤“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凡三载，赋额增倍”[36]，取得了明显的效果。(www.xing528.com)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郭守敬从张文谦行省西夏，兴复濒河诸渠。“先是西夏濒河五州皆有古渠，在其中兴州者，一名唐来，长袤四百里；一名汉延，长袤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十，长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溉田九万余顷。”[37]这是元初在郭守敬亲自指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水利修复，重点是修复疏通旧有渠道。在此基础上，又开辟新渠。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董文用与郭守敬在应理州（今宁夏中卫市）引黄河水浚美利渠，灌溉中卫地区近三千亩农田，使当地农业获得丰收，于是“岁征公税三万有奇，实借水利以足公私”[38]。
元初在宁夏地区兴修水利，普遍采用推广了新的工程技术，修筑渠、堰、陂、塘，大都使用了调节水量的“牌堰”，即水坝和水闸(斗门)。水坝和水闸起到了控制水流的作用，旱则开闸引水入田，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郭守敬同张文谦到西夏地区修复沿黄河的许多渠道，所采用的工程技术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坝闸的设计细致，质量坚固，直到明代中期还在继续使用。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修成的《宁夏新志》记载元代在宁夏地区修建的坝闸时说：“逮今两坝桥梁，尚其遗制，工作甚精。”直到现代，还普遍采用坝闸节制水量的办法。从兴筑水渠到建筑水坝和水闸，是人类由储水到控水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人工灌溉史上的一个进步。
元代前期的移民屯田和兴修水利，对宁夏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元中期后，从全国来看，农业生产呈现出发展停滞、生产衰敝的情景，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劝农机构、兴修水利、实施屯田等都随着政治机构的腐朽，越来越贯彻不下去。忽必烈时期曾在全国广泛开展的水利建设，到仁宗延佑以后就非常少，自然灾害随之增加。军民屯田到武宗至大年间因“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苛捐杂税、繁重的徭役是农业生产衰敝的又一重要原因。宁夏地区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琉璃塔刹
（元 原州区开城乡安西王府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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