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的创制与汉藏典籍翻译简史

一、西夏文字的创制与汉藏典籍的翻译

《隋书·党项传》言：党项原来“无文字，但候草以记岁时。”历经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族逐渐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从逐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生产水平虽然还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但比起本族“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54]的原始部落状态，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力的改进，是文化向前发展的先驱，先进的文化形态在生产发展的孕育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有了最新的胎动。而文字的创制，正是这种胎动的显著表现。

关于西夏文的创立情况，史籍中有下面三种记载。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55]

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曲屈类符篆。教国人记事悉用蕃语。^[56]

景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57]

西夏文译《妙法莲华经序》也说：“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据考证，风角城皇帝即是元昊。^[58]元昊本人送交宋朝的表文也说：“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59]这里的“小蕃文字”即是指西夏文，创制在西夏建国（1038年）前夕，约在1036年。

清人黄任恒在《补辽史艺文志》中说，野利仁荣就是遇乞。这样，沈括《梦溪笔谈》所记独居一楼创制蕃书者，与《宋史·夏国传》所记“演绎”蕃书者同为一人，即野利仁荣。野利为党项八大部族之一，野利仁荣本人又是元昊称帝的主要谋士，受封“莫宁令”（天大王），“主蕃学”，由他在元昊的领导下完成对党项文字的创制工作，应该是可信的。俄罗斯学者Е·И·克恰诺夫曾翻译了一首西夏文诗歌《献给尊师的颂诗》诗中提到西夏文的创制“尊师”姓野利，当是西夏后学对野利仁荣的歌颂。

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藏语中保留古代文字完整记录的语言，除了汉、藏、缅语外便是西夏语了。现存西夏文资料最早而年代确定的有公元1072年的《致瓜州监文书》及公元1094年的《凉州感应塔碑文》。年代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一向被认为是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石刻及至正八年（1348年）的敦煌莫高窟造像记。但1962年在河北保定市北郊发现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西夏文石幢后，西夏文字的沿用已向后推延了一百五十多年。也就是说，西夏文的使用至少也有四百六十年的历史。(www.xing528.com)

西夏文形体方正，结构复杂，笔画较多，约有六千字。它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基本笔画组成，如：

西夏文也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其构字方法除吸收了汉字“六书”的某些原则外，还有独特的构字方式。在文字构成上会意字较汉字多，音意合成字较汉字形声字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为西夏文特有的构字法。左右互换构成同义字比较丰富。西夏文在构字时普遍地省形、省声，省去的部分不大固定。西夏字也有偏旁体系，但不如汉字偏旁那样规律。

为了推广本民族的文字，弘扬本民族的文化，西夏学者在官府的支持下编纂了大量的西夏文辞书。除了已经公之于世的大型字书《文海》（含《文海杂类》）《同音》外，西夏学者还编辑刊刻了各种专用辞书，其中有：音韵学专著《五音切韵》，同义词字典《义同一类》，双解对照语汇《番汉合时掌中珠》《番汉语要集》，初学识字课本《杂字》以及综合性类书《圣立义海》等。西夏学者编纂的这些辞书，其水平之高，品种之全，都是可以和并存于世的其他民族文字的辞书相媲美，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字的创立和辞书的编纂，进一步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的字书在解释字义时注明：“梵文经典中用”，这显然是为翻译佛经提供方便。有的又注明：“如汉语××”，或“借自汉语”，这显然是为准确翻译汉文典籍而使用的借字（词）。西夏文译成的许多佛经题跋中，往往标明，某某皇帝或太后“御译”，某某皇帝“御校”，都表明西夏皇室对译事的主持或参与，说明翻译事业的发展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是分不开的。西夏文文献中包括一大批译自汉文的典籍。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孟子》《孝经》被翻译成西夏文。其中，《论语》的注文与通行的汉文《论语》不同，译自北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60]。《孟子》可能是从陈禾的《孟子传》译来的^[61]。《孝经》的序言题款为吕惠卿所作，知此书为吕惠卿的注本。这几种注本的汉文原本大都已亡佚，现在发现的西夏文注本正可补充失传的汉文文献。《类林》译自汉文类书，是中国历史人物分类故事集，原底本为唐朝于立政撰十卷本《类林》，早已失传。该书刻于乾十二年（公元1181年），对研究西夏语语音、词汇、语法，了解西夏和中原的文化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孙子兵法三注》是曹操、李筌、杜牧所注《孙子》的译本，仅存中、下卷的一部分，书后还有《孙子本传》。译自汉文的兵书还有《六韬》《黄石公三略》等。此外，西夏还翻译了唐朝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直译为《贞观要文》）及以春秋诸国史汇编《十二国》等史书。

▲西夏文佛经

西夏文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译自汉藏文的佛经。在西夏前期从元昊起至乾顺时止。用了五十三年的时间，译成了三干五百七十九卷

西夏文佛经，共八百二十部，分装于三百六十二帙中，基本上是十卷一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经》。^[62]如果加上西夏后期的元代的佛经译本，其数量无法估量。国内所藏西夏文佛经《慈悲道场忏法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一百多卷。俄罗斯圣彼得堡藏的西夏文佛经总数在三百种以上。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京都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处也都藏有西夏文佛经。这些散存于世界各地的西夏文佛经其数量之多，反映出西夏翻译事业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