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项的迁徙及入居宁夏地区
隋末唐初，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在其杰出首领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吐蕃王朝。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求唐公主为妻，未能如愿，于是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率兵东进，“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13]。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噶尔（mgar）家族执掌国政，对外推行武力扩张政策，“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14]。公元663年，吐蕃北上灭吐谷浑，党项诸部受到更加严重的侵逼。其后，散居在川西、甘南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被迫请求内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市）时，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部落随着一道迁移到内地。随后，内迁逐渐达到高潮，党项族以姓氏、部落为单位陆续向北迁徙，最后，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武则天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党项羌内附者二十万人，散居于灵、夏之间，唐以其地分别置朝、吴、浮、归等十个羁縻州予以安置。[15]这即是党项入居宁夏地区之始。
安史之乱爆发，内迁的党项乘机向南骚扰（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等州。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后，党项“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16]。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三万之众攻入长安，立原邠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宏为帝，被郭子仪围逼退走。鉴于内迁党项的居地与吐蕃相邻，易于联络，给京畿造成很大威胁，唐廷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散居于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以东地区。从此，迁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称做东山部落；迁居于夏州一带的党项部落称做平夏部落。平夏部落即是五代时建立夏州割据政权的拓跋部。
居于宁夏与甘肃境内灵、庆二州之间的党项诸部，在唐代称“东山部落”，五代时称为“西路党项”。西路党项经常抢掠从河西到内地的回鹘贡使和商队，“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严重影响了中西陆路交通。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年底，当甘州回鹘贡使乌仑红一行从灵州至方渠（今甘肃环县）时，被西路党项所掠杀，第二年正月，后唐明宗诏令州节度使药彦稠、灵武节度使康福率步骑七千征讨，击破党项阿埋等部，获驼马牛羊以万计，夺回被掠回鹘贡使的宝玉、金装、胡鞍等。[17]自此以后，党项对贡使商队的劫掠稍有减缓。后唐自天成四年（公元929年）以康福为灵州节度使，开始直接管辖灵州所属党项诸部。康福采取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办法，使灵州连年丰稔，稳定了党项部落。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张希崇继任灵武节度使，广开屯田，解决军食，招抚和安顿党项部落，保证了河西交通的畅顺。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初，张希崇卒，党项诸部又无所畏惮地劫掠交通，后晋遂派冯晖为灵武节度使。冯晖到任后对党项诸部施以恩信，诸部怀惠，不复劫掠，社会安定。天福九年（公元944年），后晋调任冯晖为州节度使，由王令温接任灵武节度使。王令温把内地的法令制度强加于党项诸部，横征暴敛，激起党项的怨怒。大首领拓跋彦超率诸部围攻灵州，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因庆州刺史郭彦钦向党项诸部勒索羊马，又私自增加蕃汉盐户的税钱，激起党项诸部不满，党项野鸡部起而反抗。后周即令府州节度使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成、环州刺史皇甫进等前去征讨，折从阮招谕了庆州党项二十一部。党项喜万玉、折思、杀牛等三部与野鸡部素有纷争，闻后周军前来讨伐野鸡部，遂相互以牛酒犒劳后周军士，而后周军士贪其财物，竟然劫掠喜万玉等三部。三部联合围攻张建武军，张建武军投崖死者达数百人。后周太祖命解州刺吏郑元昭为庆州刺史，同时明令规定盐税率，不准私自抽税、加税，才将庆州党项诸部的反抗斗争平息下去。(www.xing528.com)
五代时，在夏州西北的麟（今陕西神木县）、府（今山西府谷县）、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州还聚居着许多党项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府州党项折氏。折氏先祖系鲜卑折掘部[18]，与北魏拓跋氏同起于代北地区，魏晋后一部分迁入河西，聚居于今青海湟水流域，先后为南凉、西秦和北魏所统治。唐初，折掘部已居于府州，改姓折氏。安史之乱前后，吐蕃势力北上，川西、甘南、青海的党项部族内迁，一起分散居于此，折氏与党项诸部长期杂处，共同生活，逐渐党项化，成为党项大姓之一。折宗本为唐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为麟州刺史，孙从阮，从阮子德扆相继据府谷。[19]五代时，折氏据有麟、府之地，相继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后周建立后，沿袭后唐、后晋、后汉的笼络政策，加封邓州团练使折从阮为同平章事。公元954年，折德到京师朝见，后周世宗复置永安军于府州，以折德为节度使，于是折氏父子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府州折氏又归附北宋，世代相袭，一直到公元1128年折可求以府州降金为止。
五代时党项诸部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羊、马、牛、骆驼，但比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的居地，大都集中在渭北水草丰美的山谷、河畔或草原上，适宜畜牧业的发展。五代时，党项诸部通过“朝贡”等方式，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后唐政权前后共存在十五年，而党项进贡见于记录达十七次之多，朝贡的方物主要是羊、马等畜产品。后唐明宗朝，党项部人竞赴洛阳卖马，除所得马价外，每年馆给赏赐，不下五六十万贯，时后唐国用不足，臣下奏请禁党项人入京，只准在沿边置榷场收购，以纾国用。诏令屡颁，终不能行。公元929年，党项头人折遇明等来贡方物，另一头人来有行来进马四十匹，明宗亲自召见，阅所进马。枢密使安重诲以耗费太多，竭力劝阻。明宗以为“国家常苦马不足，每差纲收市。今番言自来，何费之有？外蕃朝贡，中国锡赐，朝廷常事，不可以止”。“自此，蕃部羊马，不绝于路”[20]。党项诸部的朝贡是为与内地“贸易百货”以得到所需的粮食、线帛、器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后来党项的朝贡虽受到限制，但沿边党项与边境人民的互市贸易仍然十分频繁。后晋天福年间，冯晖任灵州节度使时，党项诸部争以羊马为市易，一年即可得马五千匹。“朝贡”、“互市”大大促进了党项诸部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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