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灵州，总领黄河中游，是唐代西北部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也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点。从北魏时期开始，灵州就获得了有效的经营，著名的北方军镇之一——薄骨律镇就设在这里。州城虽然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但一直未被河水淹没。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正在宁夏北部领兵巡视长城，准备对付突厥的李渊妻兄窦抗，听到李渊攻下长安的消息，立即率领灵武、盐州两郡的隋将归附李渊。灵武归唐后即改灵武郡为灵州总管府，郭子仪被授为灵州总管。初领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等五县。后为灵武都府，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铁勒内附后，又于其境内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安置铁勒部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又置“六胡州”在其境，安置突厥及“昭武九姓”人，开元初废，复置燕然州，以多滥葛部地置，侨治回乐县；鸡鹿州，以奚结部署，侨治回乐县；鸡田州，以阿跌部署，侨治回乐县；东皋兰州，以浑部署，原以薛延陀部众所置祁连州，后来，侨治鸣沙县；烛龙州，侨治温池县；燕山州，亦侨治温池县，以上这些州均隶属灵州都督府所辖。开元初年，已经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聚集灵州。
盛唐时期，为加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从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至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北方设置十个节度使，其中九个在西北。这便形成了以后的方镇，据《新唐书·兵志》所说：“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唐初实行府兵制，自唐高宗武则天以后，均田制深受破坏，府兵制也随之没落。原统兵的是道大总管，后改为大都督。永徽以后，“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之号”[82]。朔方节度使，据《唐会要》说，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十六日，朔方行军大总管和其他诸道一样，改为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使和行军大总管一样驻节灵州。前几任朔方大总管，都是当时名将王复、薛讷等。
▲牵马图
（唐 原州区南郊乡羊坊村唐墓出土）
朔方节度使所统辖的军城，各书记载虽不一致，但基本上有丰安军、定远城、安北都护府、东城、西城、振武军和经略军等。丰安军，在灵州西黄河外一百八十余里，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置，管军队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定远城有东城和旧城之分，东城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景龙中大将张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马三千匹。废城仍在灵州东北二百里，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郭振元认为，西城辽阔，丰安军势孤，蹭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所以置此城，招募五千五百健兵镇守。后王祎又置羊马城，幅员十四里。安北都护府，也叫中受降瑊，景龙年间张仁愿于黄河北岸置，管兵六千人，马二千匹。东城则在榆林郡东北，也是景龙年间张仁愿所筑，管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西城，九原北黄河外八十里，景龙中张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振武军，在单于都护府内，天宝年间王忠嗣置，管兵九千人，马一千六百匹。经略军，在灵武城内，管兵二万七百人，马三千匹。另外，新泉军，也有可能属朔方节度使辖，在会州西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位于怀远县西北四十里的新堡（原名千金堡），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置，内有防御军二千五百人，粮食五万石。朔方节度使所辖的军、城，其中上都在开元年间以前修筑。朔方节度使，总领兵六万四千七百余人，军马二万四千三百匹。[83](www.xing528.com)
朔方节度使在边镇中属于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节度使原来的主要任务是备防，军事与政务分开统理。但在节度设立过程中，边防形势日趋紧张，大食东侵，吐蕃渐盛，突厥重新崛起，唐朝为加强防御力量，各种事务权力，逐渐地集中到节度使手中。方镇军进行营田，“唐开军府以要冲，因隙地置营田”[84]。屯田使、营田使的职务均被都督或节度使兼任。所领的军队初为招募，后有所谓“长征健儿”，可以专兵。实际上节度使集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管辖数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85]。朔方节度使独自占有赋税，不隶属于中央，从而加强了对本地区军民的压榨和奴役。康待宾“六胡州”起义就是这一情况导致的结果。
康待宾“六胡州”起义是开元年间在朔方镇发生的首件大事。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兰池州民康待宾开始聚众反叛，朝廷命韦抗持节抚慰，而韦抗平常没有武略，康待宾等人并不害怕。第二年四月，康待宾部发展壮大，首先占据长泉县，然后又攻陷六胡州。他按照突厥人的官号，建立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有护州、大将军、将军等官职。起义后声势浩大，有七万之众，并与居于夏州一带的党项联合进攻夏州。唐朝闻讯后，迅速命兵部尚书、朔方大总管王晙征发陇右诸军和灵州附近的铁勒九姓军马前往镇压。此外又调遣陇右节度使郭知远、朔方道防御大使王毛仲、天德军节度大使张说等共同讨伐康待宾。康待宾的南面有陇右将军的骑兵，北面有铁勒九姓的骑兵，三受降城的军队断其后，另灵州等六郡的骁勇攻其前，形成四面合围之势，并采用了分化瓦解的政策，悬赏生擒或斩获首领康待宾。在唐军猛烈攻势之下，康待宾与党项人的联盟解体。七月王
率朔方大军将康部击溃，杀死三万五千余骑（一说为一万五千）。康待宾被俘后，送至长安腰斩。但是，康待宾余部第二年又于庆阳环县一带继续反叛，张说大军压境，在木盘山（可能即六盘山之误）将其消灭。[86]康待宾起义被镇压后，府兵制开始崩溃，招募兵制完全实行，并得以推广。为了防止朔方六胡州等地少数民族再次举行反抗，唐将六胡州等地余部五万余人，迁往内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造成了朔方空地千里的局面，军队也由六十余万减至四十余万人。开元二十多年，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时，曾征发灵州等地大家弟子二万多人以补充朔方军等处兵员。[87]
开元末天宝初年，王忠嗣接任朔方节度使后，朔方镇实力获得很大的加强。王忠嗣为当时名将，曾抵御过突厥人多次进攻，并通过抬高马价收购的办法，使良马多入其军。在镇守方镇方面，他坚持以持重安边为目的。经过王忠嗣的经营，“自朔方至六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88]，王忠嗣“杖四节 ，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握”。
唐代的士兵每日每人食米二升，一年应食米七石三斗；军士每人每年支绢布十二匹。天宝年间，朔方军镇每年需军粮五十余万石，供衣二百万匹段，开支十分庞大，但以总兵力而言，朔方军镇在整个军镇中只是中等水平。
节度使权力不断膨胀，集数权于一身，而又没有相应的制约力量，很容易养成骄横的习性，安史之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朔方镇没有参加割据，只是由于节度使个人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如王忠嗣那样特别忠于朝廷的边官，不可能成为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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