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自汉代凿空以来，就成为我国通往中亚西亚的唯一重要通道。经过今宁夏南部的一段，从北朝开始即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西域各国使节、商队通过这里进入京都，中亚、西亚的奢侈品也随之东来。降至隋唐，伴随唐帝国与外界交往的不断加强，宁夏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愈加重要。隋、唐王朝对突厥、吐谷浑人的战争，实际上是在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道路的通畅程度，关系到唐朝政治的兴衰、外交的成败和军事上的进退。
（原州区北周墓唐墓出土）
初唐时，经过许多次重要的战争，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已退至西域或远离这条道路的地方。吐谷浑人随着国家的覆灭也已归顺唐朝。唐朝大军驻扎到了西域，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就是标志。唐盛时“丝绸之路”极为繁盛，《通典》在论及开元年间长安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一线交通情况时说：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宁夏南部正处于这条道路的中段，是必经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凉州“东北至上郡，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路一千六十里”。天水，唐为秦州，秦州路当是从兰州、陇西、天水、陇县等入长安；皋兰路当为乌兰路之误，唐有乌兰县，中置乌兰关。这条路经当时乌兰关、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泾州（今甘肃泾川县）、邠州（今陕西邠县）至长安。按照《元和郡县图志》提供各州之间的里距，长安至凉州为一千八百余里。在唐代此道为“驿道”，也就是国道。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宁父判官诗》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吐蕃维州副使请降，宰相牛僧孺却说：“中国御戍，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如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73]蔚如川为今宁夏固原市清水河，牛僧孺所叙述的这条路线与以前的“驿道”完全相吻合。道路的具体走向为：长安至泾州，西北进入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市），再西北便进入今宁夏境内弹筝峡（今名瓦亭峡），有三十余里长。出峡之后便至瓦亭关。六盘山上有陇山关，陇山关在当时为著名的六上关之一。再北上是原州城，原州城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周围的关城很多，有名的原州七关分布于其四周。木峡关，在原州西南四十里的颓沙山上，控制着通往临洮军的驿道，是全国当时十三个中关之一，中唐以后木峡关是吐蕃入侵唐朝的重要通道，吐蕃在此建有摧沙堡防守。石门关，位于原州西北约一百二十里的须弥山附近，吐蕃人多次出入石门关，吐蕃平凉劫盟后，曾将使臣崔汉衡等由石门关送入吐蕃，后又从石门关送回。从石门关继续向西北则进入今海原县境，再由海原经盐池至会州治所会宁县，过黄河、乌兰渡通至河西地区。在会宁关有渡船五十只[74]，每日可渡千人以上，往来行旅之多可窥见其一斑。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外国商人，主要是前面提及唐代留居宁夏的“昭武九姓”粟特人。今固原地区发现许多粟特人通过这条“丝绸之路”带来的文物，有萨珊银币，萨珊金币仿制品，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异域风格的金花饰、黄金覆面等。
萧关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它位于原州通往灵州的大道上。唐初置萧关，大中年间萧关等七关被收复以后，又升萧关县为武州。《太平寰宇记》载，萧关在蔚如水（今清水河）西，南距原州一百八十余里，约在今海原县李旺乡附近。“萧关道”，在唐代非常著名，许多诗人都曾经歌吟萧关。陶翰曾“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王昌龄的“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岑参的“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等诗句，更是脍炙人口。吐蕃占领河陇以后及晚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主要通过灵州走向西域。敦煌文书中有五代时期的《西天路竞》，它大致记载了当时东西交通的走向。“西天路竞一本。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行五日，至肃州。又行一日至玉门关。”这条路线避开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直接抵达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中唐时期，回纥与唐朝建立同盟关系，经过灵州的道路，从事马绢贸易。沙州张义潮起义归唐，是晚唐“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75]，张义潮的使节就是绕过凉州直达天德军——灵州的。因为大中年间凉州仍由吐蕃势力控制，与《西天路竞》提供的路线十分相近。外国使节也沿灵州道出入。
唐代的文学达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最盛时期，其中诗歌代表着唐文学成就的最高峰，在宁夏的历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些著名的诗人或因仕宦或为寓居或为宁夏某一事件，都写下许多描述歌吟宁夏的诗篇。其中以送朋友赴宁夏的诗写得最为感人。杜甫、高适、岑参、卢纶、张籍、贾岛等人都写过这样的诗。杜甫《送灵州李判官》：“犬戎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抒发了安史之乱以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盼望着朔方的王师能够挥兵南下。贾岛《送邹明府游灵武》：“曾宰西畿县，三年马不肥。债多凭剑与，官满载书归。边雪藏行径，林风透卧衣。灵州听晓角，客馆未开扉。”描述了一个清官为政清廉，却不得志而债台高筑，无可奈何去灵武的心情，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无可的《送灵州李侍御》则描写了当时塞北宁夏的民俗风情：“灵州天一涯，幕客似还家。地得江南壤，程分碛里沙。禁盐调上味，麦穗结秋花。前席因筹画，清吟塞日斜。”也有相当一部分诗描绘宁夏山川秀丽的自然风光，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和他美丽的田园牧歌风格非常一致。另外一些诗作不但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陶翰的《出萧关怀古》：“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说明唐代萧关前有一条河，这对于进一步弄清唐萧关的具体位置很有帮助。李益的《从军夜次六胡（州）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则对人们了解唐代六胡州的具体情况有重要价值。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城盐州》，更是有正史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闸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赭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至今毡求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惟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州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全诗浅显易懂，对大历年间修筑盐州城后，吐蕃人引起恐慌，边关人民安居乐业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也表明唐代军马有赖于灵、盐州的马匹贸易，盐州等地盛产的药材，占领了京城药材市场。
隋唐时期宁夏地区的文化，还集中表现在石窟、壁画和石刻艺术上。隋唐时佛教盛行，在宁夏又兴建石窟，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佛教造像。现存的石窟中以位于今固原西北的须弥山石窟最为著名、宏伟。须弥山石窟，据《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记载：“唐名为石门镇景云寺。”唐代石门镇与石门关一致，位于”丝绸之路”孔道，景云寺之名的来历，很有可能出于该寺修建于盛唐睿宗景云年间。碑文又称：“平凉府开城县，去治西百里，门（有）山，号须弥。”[76]须弥山之名，大约开始于宋代，苏联学者在西夏文书中发现一件《天盛（1149～1166年）年改新定律令》[77]，第十章中规定一些军府州县的品级，下品中列有原州，末品（第五等）中列有须弥寨，此须弥寨当系以须弥山而得名。根据须弥山石窟中的一些题记分析，在金代该寺仍称“景云寺”，明代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须弥山被敕赐名为“圆光寺”。1981年，须弥山石窟被列为国家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www.xing528.com)
▲须弥山石窟第5窟
（唐代）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开凿最多的时期，有八十余窟。第105窟开凿于盛唐前后，分前后两室，形制十分少见。现存造像中左的立佛和中心柱上圜顶半跏坐地藏菩萨造像最为特殊。窟外的木构建筑也非常引人注目。窟壁有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游人题记。第5窟为著名的须弥山大佛。大佛依山而凿，高达20.6米，气势宏伟，雕刻技巧娴熟，是我国唐代造像中的大像之一。窟壁有“大中三年吕中万”的题记，表达大中三年唐从吐蕃手中收复原州等三州和石门等七关后，人们激动的心情。在唐代众多的石窟中有几个未完成的洞窟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被推测为是由于吐蕃人的突然入侵而迫使放弃工程，以后也无法进一步完成，对研究石窟开凿程序有重要的帮助。唐代部分造像凿成后，为防止风化而使用织物贴敷再附色彩，在唐代造像中这种工艺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唐代雕塑艺术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实例。
固原县南郊隋唐墓葬中的壁画代表了唐代边镇地区绘画的最高水平，这些壁画主要分布在墓道和墓室。隋代史射勿墓壁画承袭了北周李贤墓壁画布局特征，墓道两侧为武士图，武士头戴黑色高冠，络腮连髯，高鼻深目，像是西域胡人形象。身穿红色战袍，腰间束带，足蹬黑色皮靴，双手于胸前执一环首仪刀，形象十分威严。侍从人物，有的虽装束形同武士，但都双手执笏板；有的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白色或红色长袍，双手执笏，神情眉宇间透露出一副十分恭谦的样子，有传神之笔。墓室壁画大部分已经塌毁，仅存西壁一幅侍女图，有四五侍女，或手执如意，或袖于胸前，人物仪表端庄，神态自若。上身着紧身窄袖衣，下着齐腰条纹长裙的装束，为以后唐代关中地区唐墓壁画上妇女最常见的装饰，与隋代壁画的沿袭关系比较明显。[78]唐墓壁画中引人注目的是梁元珍墓壁画，墓道两侧为人物牵马图，头戴黑色幞头，徒手或手持短鞭的仆从牵马绳做行进状，马的颜色虽有不同，但个个都体态肥圆，精神十足，是唐马中的珍品。墓室中的侍从，有的捧包袱，有的捧果盘，有的牵波斯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西北壁绘有十幅树下老人图，每幅画面都用一株老枯树作背景，树下立一老者，褒衣博带，洒脱飘逸，有隐者风范，表达了道教的神仙思想，与墓主的处士身份完全吻合。
众多的唐代石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盐池县苏步井乡“昭武九姓”何姓人墓群中出土的一合石门。[79]两扇石门上都刻有一西域男子，高鼻凹目，卷发虬须，头戴贴发冠，宽胸细腰，身着紧身舞衣，足蹬皮靴，起舞于一联珠纹小圆毯上。手举一长巾作道具，做飞速旋转状，表现的是唐时著名的舞蹈“胡旋舞”的一瞬间。胡旋舞，原是中亚地区粟特人的一种舞蹈，隋唐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根据文献记载，“昭武九姓”诸国向唐朝贡献“胡旋女子”有十余次之多。大诗人白居易、元稹都写过有关“胡旋女”的“讽喻诗”，以批评当朝时弊。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所记录的大部分都是女子舞“胡旋舞”，石门上的男子形象，在已知的壁画、石刻“胡旋舞”形象中属首次发现。
随着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亚地区的几大宗教也纷纷在宁夏地区传播。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上半月托球图案，被认为可能与摩尼教或者拜火教有关。[80]而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宁夏地区成功地传播，则成为事实。唐太宗时期，来自西方的景教被下令得以传播，并首先在长安建造寺院。唐高宗时景教在全国各地布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当时的景教“法流十道，国富元林，寺满百城，家段景福”，除去长安、洛阳两京外，在成都、广州、灵武等地都有景教寺院。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首都长安的景教先后受到佛、道二教的猛烈攻击，以致于一些景教寺院被关闭。直到唐肃宗（公元756～762年）时才重新下令“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唐肃宗灵州即位，大食、回纥人军队前来增援，王舍城人景教僧侣伊斯这时也赶至灵州，供职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先充任幕僚，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使副使、试殿中监，被赐紫袈裟。在灵武等五郡景教寺院的重建工作中，伊斯出力最多。“能散禄赐，不积于家”，“每岁集四寺僧徒”于灵武，进行布道活动。一位与景教僧正景通同名的Man Sargis也常住于灵武，从事景教活动。景教在灵武等地的重新兴起，实际上是唐肃宗为获取西域诸国支持而采取的笼络景教人士的行动。伊斯在灵武地区成功的传教引起了长安景教寺僧景净（adm）的极大振奋和赞美，“原刻洪碑，以扬休烈”[81]。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活动，景教未能幸免，遭到禁绝，从此景教在宁夏地区完全绝迹。景教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自中亚粟特地区传入中国，至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起义军在广州杀伊斯兰、景、拜火、犹太等教十二万教徒止，其间共经历了二百四十余年，在宁夏的传播历史大约也有二百年之久，传播面之大，修建寺院之多，受到唐朝的特殊礼遇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西域宗教如拜火教（袄教）、摩尼教，是宁夏宗教史上重要的一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