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地区的经济文化在东汉初年的封建割据战争和末年的民族起义战争中受到破坏，其发展是曲折的。
安定郡，东汉时辖8县，有户6094，口29060。北地郡辖6县，有户3122，口18600[80]，两郡人口总数为47660，而两郡在宁夏所辖的县只占一半。若按平均数计算，当时宁夏只有二万余人。西汉时宁夏人口按《宁夏人口》一书统计，接近十万人。相比之下，东汉时期宁夏人口只有西汉时的四分之一左右。东汉初年的割据战争和末年的民族战争，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与流徙。《后汉书》载：东汉初年，“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81]。又载：东汉末年，由于长年对羌战争，“边民死者不可胜数”[82]。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影响生产的发展。
东汉政府为了发展宁夏农业，加强边防，保证粮食供应，继续推行大力浚渠屯田的措施。汉顺帝时使谒者郭璜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顺帝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83]。
东汉时期，农具继续有所改进。贺兰县暖泉农场东汉墓中出土一件犁壁，为生铁铸造，长方叶状，长50厘米，宽22厘米，一角为弧圆，背面有两个鼻钮。犁壁若与犁尖连用，可翻晒耕地，提高杀虫能力和肥料效用。此外还发现铁插，可提高深翻土地的效率[84]，提高粮食产量。东汉初年，汉将邓禹就曾说：“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并想至其地，“就粮养士”[85]。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中也提到安定、北地诸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可以“因渠以溉，水舂（即水碓也）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86]。东汉和帝于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87]。官马虽然省减，但私人畜养的牲畜仍然很多。两汉之际，马援曾亡命北地，“后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88]。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零昌别部牢羌和汉骑都尉马贤及护羌校尉侯霸大战于安定，牢羌战败，失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89]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汉将任尚击败羌族义军首领零昌于北地，羌人失马、牛、羊二万头。次年，汉将任尚追羌人首领狼莫于富平上河地区（今中宁县东北）[90]，狼莫畜郡十余万头被掠。
东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在贺兰县暖泉东汉墓中发掘有陶器、木器、铜器和玉石饰品。陶器种类繁多，有罐、壶、博山炉、奁、盒、盘、豆、耳环、灯、鼎等。其中吴忠市关马湖和贺兰县暖泉出土的绿釉壶对釉中氧化亚铁的含量掌握适当，有较高的制陶水平。
铜器有镜、带钩、车马具、弩机、矛、壶、锥斗、炉、印章等。墓葬中出土的玉石制品如玉猪、玉、
尺等，制作也很精美。固原西郊出土的东汉初年铁剑长1．05米，剑刃至今锋利，显示出冶铁工艺的发展水平。同时出土的彩绘骨尺，尺长约合23厘米，绘有赭红色变体流云图案，尺上有10个刻度，[91]是东汉度、量、衡制度的实物。
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设施更臻完善上。考古工作者调查，中宁、贺兰、吴忠、盐池、固原等市县，均有东汉城址的发现。城市建筑材料有卷云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瓦当、绳纹板瓦、铺地花纹砖和铭文砖等。有的砖文刻有“大富昌、乐未央、子宜孙”等吉祥语。另外还发现有陶井圈、陶管道[92]，城市的供水、排水设施更加完善。(www.xing528.com)
▲博山炉
（西汉 固原博物馆院内汉墓出土）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书写工具上，宁夏地区与中原地区相同，普遍使用毛笔和帛纸。1973年固原县西郊东汉墓中出土松塔墨，形如松塔，由松烟制成，乃墨中上品。[93]东汉时期，宁夏地区也盛行私塾教育。安定朝那人（今固原市东南）皇甫规，青年时曾为顺帝郎中，后受外戚梁冀排挤、陷害，返归乡里后，他“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94]。皇甫规还有许多著作，史载他“所著赋、铭、碑、赞、祷文、节、章表、教令、书、檄、记凡二十七篇”[95]。可惜未能留传下来。
东汉末年，安定郡乌氏县（今固原市南）人梁竦，“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他曾游湘江，“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沈之”。后来他归还本郡（安定郡），“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史学家班固对《七序》评价极高，他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96]。说明梁竦文化素养之高，影响之深远。
皇甫规的妻子“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97]，教育在上层妇女中也推行。
▲带盖铜鼎
（汉 彭阳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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