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釉动物纹陶壶
（西汉 原州区北塬汉墓出土）
尽管有匈奴的侵扰，但西汉时期宁夏地区的经济仍有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各经济部门，均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
农业的发展主要反映在移民屯田、农具改进、水利兴修和谷物增殖上。
秦与西汉多次徙民至宁夏地区，加上原居此地的少数民族，西汉时此地人口大约有十万。内地移民多为有较高农业技术的贫苦农民，到宁夏地区后，继续本业，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西汉政府派农官管理屯户。史载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市西南）西有典农城，西汉王朝在该地设典农都尉管理农垦。[39]汉成帝曾命冯参为上河（今宁夏永宁县）典农都尉，管理屯垦的农民。[40]
他们耕作时，主要使用铁制农具与耕牛，因为他们徙边时，由官府供应耕牛和农具。在隆德县联财乡高平村发掘有汉代铁制犁铧，在吴忠市关马湖发掘的汉墓群中出土有陶牛。[41]银川平吉堡发现的一座汉墓中，出土数件耕牛式木牛模型。用木牛殉葬，正说明死者生前对耕牛的重视。[42]
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宁夏处于河套地带，为引黄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宁夏境内几条大的水渠，多修于汉代。史载：汉武帝时自朔方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普遍修渠灌溉。[43]汉时修的汉延渠，在黄河西岸，后经历代修浚，全长88.6公里，流经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四市县。汉伯渠，开凿于汉代，在黄河东岸，后经历代修浚，现流经青铜峡、吴忠、灵武三市，全长44.3公里。顾祖禹所云：“渠在灵州，本汉时导河灌田处”，即指此渠。[44]唐徕渠，又名唐梁渠，俗称唐渠，始修于汉代，后因唐代扩建延长，并招徕民户垦种，故名唐徕渠。现此渠流经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平罗五市县，全长154.6公里，是宁夏引黄灌溉规模最大的一条干渠。[45]
由于移民屯田，农具有改进和水利的兴修，西汉时期宁夏地区的粮食产量有较大的增加。东汉初年，汉将邓禹曾说：北地、安定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计划到该地“就粮养士”。[46]西汉时，该地粮食品种除麦外，还有粟等其他作物。1972年在银川市平吉堡发现的汉墓陶仓中盛装有粟。[47]
▲陶狗
（汉 原州区城郊汉墓出土）
有农业作为基础，加之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军事需要，西汉时期宁夏畜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汉初，为边防需要，官府在西北边郡养马三十万匹。[48]其中北地郡的灵洲（今灵武西北）设有河奇苑、号非苑两养马场。[49]为供战时使用的军马，汉武帝曾令百姓在边郡发展畜牧业，由官府贷给母马，以繁殖马匹，三年后归还，利息什一，“以充入新秦中”[50]。汉宣帝以后，宁夏地区数世无战乱，“人民炽盛，牛马布野”[51]。其中北地等郡“畜牧为天下饶”[52]。
西汉时期，宁夏地区牲畜种类繁多，有驴、骡、骆驼、马、牛、羊、狗、鸡等。近年来，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吴忠市关马湖农场的汉墓中发掘有马、狗、鸡等家畜模型。[53]在上述多种牲畜中，可能以马、牛、羊三种牲畜为多。
西汉时期，宁夏手工业也有发展。(www.xing528.com)
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宁夏盛产食盐。汉武帝时曾对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在产地设盐官、铁官。安定郡的三水县（今同心东）设有盐官。[54]
铁是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原料，冶铁业在宁夏地区也于西汉时发展了起来。在同心县马家洼子汉代遗址、固原县蒿店汉代遗址和平罗县暖泉汉代城址中均发现有铁块，有的还发现有铁矿渣。在隆德县城发现有汉代铁鼎，口径约80厘米，深60厘米。在泾源县果家山汉代遗址中出土铁釜。盐池县李寨子汉代遗址中也出土一件铁釜，其形制为敛口，平沿，突唇，圆肩，鼓腹，腹中部有三道凸弦纹。[55]可见此时宁夏地区已使用多种铁制农具和生产用具，从铁块、矿渣分析，当时铁器不仅由内地带来，而且本地也可以制造。
汉代宁夏地区制陶业发达，近年来在这里已出土大量陶器。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砖瓦外，有罐、瓶、壶、灶、炉、釜、鼎、豆、灯、盘、杯等，其中还有釉陶。银川平吉堡西汉墓中出土的陶器有灰陶与釉陶两种，制法均采用轮制，器形规整，厚薄均匀。其中赤黄色釉陶，着色剂有铁、铜、钴等金属元素，赤黄色釉是由釉药中含的三氧化二铁经过氧化焰烧炼而成，烧造时要求配料准确，含铁适度，窑温与通风控制严格，需要较高的制陶技术。[56]
宁夏地区还发现许多汉代铜器，其中有铜镜、刀、矛、箭头、车马具、铜牌、带钩等。在固原县古城发现的西汉错金银铜羊，长8厘米，高5．5厘米，重665克。满身镶金银，具有很高的工艺技术。[57]
银川市平吉堡西汉墓出土的编织品有人字纹竹席，着色丝绸残片。[58]在中卫县张家山汉墓中发现有麻布。表明编织业和丝麻织品也有很高的水平。
西汉时期，宁夏已有漆器。在今银川市、中卫县均有汉代漆器出土。银川市平吉堡西汉墓中的漆器为红底黑彩，多属奁类器物，木胎虽朽，而花纹仍清晰，色彩尚艳丽。[59]
▲铭文弩机
（东汉 原州区南郊乡出土）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分工与交换，必然引起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商业的发展必然推动货币的发展。宁夏发现大量秦“半两”铜钱和汉代“五铢”钱。宁夏博物馆还征集到新莽时期“大泉五十”的铸钱铜范一件。[60]
商业发展还要求城市建设的相应发展。西汉时期宁夏地区的城市不仅为军事要地和政治中心，也是经济集散地。秦代曾沿河筑几十个县城，秦末一度丧失。汉武帝收复河南地后，重新修缮这些城市。考古工作者在今宁夏的中宁、贺兰、吴忠、盐池、固原等市县均发现有汉代城址。汉代城址中还有建房用的砖、瓦以及用于城市供水、排水的井圈和圆形、五角形的陶水管。[61]
交通为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秦时修筑的回中道，西汉时继续使用，继续发挥着其交通干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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