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奴的南下与汉的防御
秦汉之际，匈奴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令、鬲昆（约在今内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
楚汉相争时，秦时徙边戍守者纷纷离去，边防松弛，“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4]。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为匈奴所败。西汉初建，经济凋敝，政局不稳，再无力北顾，高祖遂以“和亲”之策暂缓与匈奴的冲突。
▲兽头瓦当
（汉 原州区城内出土）
汉文帝时，对匈奴继续采用和亲政策，并伴之厚礼，但仍未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欲望。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发十四万骑由河套直下朝那县萧关（今固原东南）[25]，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并“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今陕西凤翔南）甘泉”，威逼汉都长安。西汉统治者十分恐慌，立即发车千乘，骑十万，驻长安防备。[26]并在沿途设斥候、烽燧警戒。
武帝即位时（公元前140年），仍“明和亲约束，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7]。
在“马邑之谋”后，汉、匈奴再度失和，匈奴又南下寇掠不止。汉武帝自度国力殷实，对匈奴遂变和亲政策为积极防御战略。终武帝之世，汉、匈奴战争频繁，其中以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三次最大。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派将领卫青率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以西至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击败楼烦、白羊王于河南（河套以南），俘虏数千人，得牛羊百余万头。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28]。(www.xing528.com)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谋降汉，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前往迎接。此时，休屠王动摇，浑邪王遂杀休屠王，率四五万人降汉。于是“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之汉武帝又“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29]官府供给粮食、衣服、耕牛、籽种，并开渠灌溉。[30]徒民边生产边戍守，既加强边防，又解决由内地运粮之耗。
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开始巡郡国。他曾北出萧关（今固原东南），随从数万骑，狩猎新秦中。其间，因见“新秦中或千里无亭檄（檄，塞也），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为弥补军备之不足，武帝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府贷给母马三年，马匹繁殖后，“用充入新秦中”。[31]
元封年间，武帝于雍（今陕西凤翔南）地郊祀后，“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西河归，幸河东（在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祀后土”[32]。武帝“数出幸定定、北地，过扶风”，目的为视察其地对匈奴的防备情况。
西汉为加强宁夏地区的军防，在乌氏县的瓦亭关（今固原南）和朝那县的萧关（今固原东南）驻军防守。在富平县的神泉障（今吴忠西南）设北部都尉，在今宁夏原陶乐县西南的浑怀障设浑怀都尉，两地都尉均负责该地及附近军防。另在三水县（今同心东）设属国都尉，负责安置匈奴降者。[33]
宣帝后数世，汉、匈奴相安无事，史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34]，汉对匈奴的防备减弱。
新莽时期，由于王莽对匈奴政策的变更，又引起匈奴的南侵。匈奴大者万余，中者数千，少者数百，相继南侵，“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35]。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镶松石金带饰
（西汉 固原南郊乡九龙山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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