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治理视角的研究探析

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外交、地缘关系、国际公共治理等领域是学者们探讨中国与世界合作的更为广泛与重要的主题。

1.基于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合作

“一带一路”从提出伊始就面临国际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的挑战，不少学者主要结合国际政治与关系重大变化展开“一带一路”相关的政治、外交、安全等问题的研究。

面对美国重返亚太、南海形势不容乐观的现状，薛力从美国亚太再平衡出发，分析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后，周边外交的整体重要性得到明显提升，但中国希望与美合作的基调并未改变；由于中美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两国关系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因此，再平衡战略与“一带一路”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33]两国可以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国际制度等多维度进行合作，其中经济、军事与安全合作可以作为主要维度。

田文林则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局势动荡、战略地位又很重要的中东。他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东在实现经济互利共赢、优化地缘政治环境、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战略价值明显。但在当前中东乱局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在中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面临三大风险，即政治转型“尘埃未定”带来的政治风险；地区动荡长期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国博弈带来的“第三方风险”。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即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谋求互利共赢，避免过度卷入中东事务。^[34]

黄益平认为，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新的经济外交战略必须明确“一元多极”的基本原则，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接受美国领导者的地位，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推动国际经济体制改革。^[35]

张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大量的政府合作、政策对接和人文合作的内容，需要基于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将有关研究划分为国家政权、政府决策和地缘政治三个层次，并梳理涉及政权安全、政府政策和政治危机等议题的研究逻辑，初步搭建起解决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36]作者提出，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有关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情，在政府政策分析中采用制度分析法和功能结构主义方法，使用比较政治方法和国际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国际和地区因素。这一初步搭建的政治研究框架，为“一带一路”倡议政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国际政治、外交问题的出现，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政治格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刻影响，由此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地理因素相结合做出铺垫。

2.基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合作

地缘政治学这一将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做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而引起的外交行为的解释，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加以系统化来指导政治决策，由此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基础。^[37]

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等视角出发，戴维德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让中国的经济力量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38]，尤其是中国快速推进建设铁路网络，能够帮助中国快速到达“心脏地带”^[39]，将自身的经济与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建立联系，重塑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基础。^[40]弗林特等批判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认知基础，指出“一带一路”不以追求权力和控制为目的，不依循“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也不采取海陆对立的“两分法”视角，而是尝试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41]中国应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地缘政治风险，讲好中国的地缘故事，改造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www.xing528.com)

国内学者尝试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框架阐释“一带一路”引起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比如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定位论、^[42]共同现代化理论、^[43]包容性全球化理论、^[44]领导型国家、^[45]痛点经济学^[46]等。宋德星认为，当前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是权势转移背景下欧亚大陆新的地缘聚合趋势，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47]刘江永提出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48]于会录等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引入地缘政治领域，尝试以地缘战略的外部性为切入点，提出了地缘战略外部性概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会产生外部性，且外部性随国家的规模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大而变大；通过负外部性最小化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负外部性最小化应该成为地缘战略优化的目标，并以此分析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机制。^[49]陆大道指出，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遏制战争势力，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50]

20世纪末，因为许多学者预测，在21世纪，力量博弈将从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地缘经济学借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工具而形成。

陆大道、杜德斌指出，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疑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51]汪亚青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成的地缘经济新格局，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塑造带来机遇，也提出挑战；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打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高端产业输出和关键要素输入的封杀，打通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硬件和软件层面互联互通的芥蒂，连点成面，立面为体，构建大空间资源整合新体系；采取个性化、多样化国际竞争力培育措施，发挥广义资本要素作用，以诚意推动产能转移和合作，注重软权力建设，掌握信用评级主动权。^[52]李晓等从大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三重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并从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困境入手，阐述该战略的多重现实背景。^[53]安虎森等指出，主导世界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已由地理环境、地缘政治逐步过渡到地缘经济，国家间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也由原来的军事安全转变为经济发展。^[54]“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海陆并举的方式将亚欧“世界岛”地区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整体，通过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顺利实施的条件，并以此塑造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

地缘经济学悄然进入“一带一路”研究领域，亦表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地理因素等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是“一带一路”遇到的现实考验，跨学科方法论的融合成为重要的应对出路。

3.基于国际公共治理的合作

治理理论是新时期应对国家失效和市场失效的新的理论体系。治理是体现公共权力的治理。所谓公共权力，是指基于社会共同体同意或某种形式的认可，由公共管理主体掌握并实施的以管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权威性力量。^[55]围绕国际公共事务攀升，相应的组织化主体及其运作构成国际治理体系，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程度的提升，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

庞中英认为，中国虽然从形式上加入了全部现存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国际制度），但从内容上看，仍需要深化与现有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国唯有继续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同时在旧的和新的国际组织内处理好复杂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政治，方能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质进展。^[56]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指出“一带一路”是本着“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目标提出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国际合作共赢方案，也是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平台；并提出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设立常设机构、加强与现有主要国际机构的合作、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作用等建议。^[57]

刘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表述是推动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58]于潇等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球共治的理念，其治理范围更广、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更强，目标是由实现双赢、多赢向共赢转变。^[59]

总体而言，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大幅攀升，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与工具应用于“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来的进展为：其一是规范研究深入到实证研究；其二是从单角度研究，扩展到如经济、政治、地理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其三是从战略方向研究，深化到战略细节和实施路径研究。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对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的不同角度分析，揭示出不同领域的关键问题和逻辑，比如经济学分析表明分工、产业、增长、发展等的重要性，区域、城市经济学等揭示城市、地理的重要性，地缘政治学揭示国际关系、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地缘经济学揭示风险来源于经济或政治，等等，而实践是多因素混淆、融合在一起，因此，多学科交叉、系统性、动态化的研究成为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