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被视为资源配置跨越国界的特殊现象，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的方法论被用于商品、要素、服务等跨越国界流动，继而引起国与国经济合作关系变化的研究。
1.界定为要素与商品流动的合作
贸易包括商品、要素、服务等跨国界流动，从重商主义、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技术差距论，到战略贸易论、垄断优势论，以及蒙代尔开放经济模型等的国际经济理论，均论证商品及要素国际流动带来分工效率、福利效应与经济增长，并形成国与国之间相应的合作格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期望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加工贸易，由此拉动就业、增加外汇、驱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经贸活动的展开依赖基础设施联结，“一带一路”概念提出前后，学者们最先从交通设施及贸易连接层面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单元庄等认为，中国应开放西部外贸口岸和建设“空中丝绸之路”，形成陆空并举的立体交通网络，改善中国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对外贸易。[2]芮杏文等[3]、李琪[4]、李忠民等[5]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更为密集灵活的泛亚交通和贸易网络，其交通手段更为先进、合作内容更加丰富、政策更为开放互惠。秦放鸣和毕燕茹通过对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交通合作现状与主要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双方应优先开展区域交通运输领域合作。[6]张勇[7]和陈万灵[8]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定位为“国际贸易网”，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依托现代运输工具和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海上国际货物运输通道或国际贸易网，反映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陆南泉认为，丝路沿线涉及众多的能源国，交通体系和能源安全建设亟待发展。[9]
在硬件联通基础上，贸易促进、投资选择、便利化水平测度及其优化成为又一重点合作领域。王海燕[10]和冯宗宪等[11]的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双边贸易规模逐年扩大，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为进一步开展多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刘艳霞探讨了深圳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进展。[12]周五七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巨大。[13]金星宇曾指出，由于高铁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效应明显，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央企海外布局的一个重要牵引力。[14]李金早认为，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应该积极与沿线国家深化区域通关一体化合作，增强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开展国际或区域性展会等形式有限促进多边贸易合作。[15]李文兵和南宇认为，推动新的投资热点出现，经济带建设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完善国内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立互联互通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服务网络，加强区域性客源互送，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有积极意义。[16](www.xing528.com)
进一步，学者们用实证工具测度了交通、贸易、投资等“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邹嘉龄等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17]朱智洺则用C-D生产函数构建FGLS模型，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数据测度中国OFDI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影响程度。[18]于翠萍等（2015）从GDP溢出效应视角，基于金融、贸易、投资和国际石油价格四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链接矩阵，构建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相互影响。[19]许娇等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贸效应。[20]
2.界定为区域一体化或价值链式的合作
关税同盟论、大市场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次区域经济合作论等理论支撑了区域一体化或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这成为探究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特别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视角。
裴长洪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21]费萨尔·穆罕默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22]孙壮志将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界定为区域合作的理念创新。[23]
不仅在区域层面讨论一体化式合作，全球价值链理论探究了合作的地位和收益问题。盛斌等（2016）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产业及价值链升级。[24]刘伟等指出，世界经济的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等），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25]蓝庆新也认为，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包括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形成的价值循环体系，以及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形成的产能国际合作循环体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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