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微观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我们试图从以下方面，提出和构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的微观政治经济学”。

首先，我们试图从制度以及生产关系角度，以中国的实践为背景，对发展的微观经济运行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如前所述，虽然西方经济学也开始反思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标准模型排除制度分析的缺陷，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有更多实证研究，但由于西方中心论等缺陷，如何使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佳的制度安排却语焉不详。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已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存在局限性，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环境的转型革新，从中国的实践看，西方经济学转型理论把转型问题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更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从规范分析角度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内涵、新发展，正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思想表现，而决不能转向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经营者的投资、生产及经营行为，还是一般居民个人的收入、消费、储蓄及投资行为，都是在市场调节下进行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决定着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改革完善之实践理论抽象凝练的结果，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而且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本质独特性。

其次，剖析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微观机制，比如从人力资本与劳动技能的变化（涉及教育、健康等）视角关注人力资本积累的个人决策，从技术进步中去探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微观机制等。现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主要是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宏观思路，其在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忽视了支撑发展的微观机制的构建。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发展经济学关于科技创新活动如何通过微观传导机制实现向宏观层面的扩散与转移的探讨始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或正的外部效应等——还包括新设备的购买、技术许可贸易、国内的R&D（如所谓逆向工程）、研发人员跨国流动等。在新增长理论中，卢卡斯从人提高自身素质所需时间的角度来衡量人力资本增长这一命题，通过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得出稳态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率。这样就把新古典理论中外生技术进步因素转变成人力资本来研究实际上就已经将人力资本增长内生化。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研究则认为，稳态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与知识部门的生产率成正比。通过其建立的模型解释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出现差异的原因，即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这使得一些低收入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无法得到有效积累可能被锁定在低收入陷阱里而无法获得经济的增长^[5]。

从劳动生产率转向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函数中表现为一个残差，其中分离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所余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微观生产效率。影响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因素众多，包括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相关的诸多因素。简言之，由各种创意和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通常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个部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与典型发达国家类似，微观生产效率特别是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总体上说，不再有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显著技术差距，因而没有后发优势可供利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稳态经济增长率较低，其经济增长是艰难且缓慢的，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不能做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从微观角度看，如果没有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淘汰“僵尸企业”，让有活力的“瞪羚企业”壮大和发展，就无法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生产效率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新时代中国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发展的微观机制构建要以企业创新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人力资本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排序中，资本投入贡献最大，人力资本的贡献并不显著。这表现为我们在有些领域虽然技术水平较高，但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使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短板。从微观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目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与要素市场扭曲存在重要联系。此外，人力资本结构失衡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的缺陷等也有重要影响。比如，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陷使得技术创新成本太高，这使得某些富含人力资本产权的高技术企业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动力。这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微观机制的路径选择和政策调整中入手。

有研究发人深省地指出，由于人力资本拥有量决定人均收入水平，从这一点看即使中国大部分农民成为市民，收入水平也不会有大的改观，由此导致消费需求结构也不会有大的改善，基于此可以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不能实现共享发展的城市化将阻碍经济向内需导向转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本身不仅意味着个体收入的差距，并且导致个体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不可能均等。成千上万微观经济个体在经过若干次“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收入水平”循环往复后，个体间人力资本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势必会加深经济的二元结构最终影响宏观意义上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还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因素，中国的“精英教育”越来越成为主流。在人力资本积累路径的选择上，中国确实有非均衡积累的风险。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职业间逐渐形成垂直化和沉淀化状态，甚至出现行政化、垄断化过度吸引人力资本的现象，即行政垄断程度越大的行业人力资本密度越大，行政垄断程度越小的行业人力资本密度越小。部门间人力资本错配还表现为竞争部门人力资本匮乏和政府公共部门及垄断部门人力资本冗余并存，这种选择使教育投入的效率降低。

再比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会满足于现有的静态水平上。美好生活不能脱离当下的经济行为，又超然于上，起着引导当下经济行为的需求动能作用。我们需要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如果说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至少包括工作、消费和交往等方面，作为美好生活要素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是基本内容之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将是富裕的生活、是摆脱贫困贫穷的，是保障基本生活基础上的富裕。美好生活是追求高尚精神的生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精神生活的基础。

消费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当合理的消费是生产的导向和动力。随着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们在面临市场环境时反应更为灵活有力，在解决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后，我国将真正实现经济富强。在消费问题上，中国当前一方面是不符合绿色消费的观念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强调消费的多、奇、奢，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正当合理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必须努力克服不符合绿色消费理念的不良倾向，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消费引导。需要强调的是，发展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美好生活的实现将一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目标。在新发展理念下，如果说美好生活的提出使人作为实践主体全面发展的健全性人格得到彰显，经济生活不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以人们的物质需要为主要诉求的状态，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进步在不断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是进一步生产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产品诸如快乐、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等的必备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伴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必然要求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从物的依赖转向主体自身的内在丰富性，即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探究中国发展的制度安排及其激励结构和微观基础（包括诸如产权和法律合同之类的正式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许多研究认为，从投入产出财务绩效角度，得出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是不够的，还要从经济发展战略、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等角度分析^[6]。一方面，正如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揭示的，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这为政府干预和国有产权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7]。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不仅是我们实现技术模仿和经济赶超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社会福利的供给者。国有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具有经济辐射效率，对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具有巨大的政策性效率，在保障就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性效率。总体而言，国有部门在宏观战略上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实际上，国有经济效率及其经济动能的水平提升和实现，还依赖于一些非常关键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状况，这些经济制度包括：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等。有研究发现，国有部门抓大放小改革通过部门内部优化重组和部门间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国有部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8]。因此，不能再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削弱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而应实行国民共进的道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是让私资侵蚀国资，也不是让国资侵蚀私资，而是要国进民进。应该从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入手，通过引入非公有资本优化企业治理和管理方式，但绝不是化公为私，而是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那些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私有制效率优于公有制，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是非公有资本融合公有资本，或者把国退民进作为方向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错误的。经过多年的产权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但已基本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而且其效率也大幅提高。但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与过去国企纾困的改革动因相比，不可否认有些国有企业确实有依赖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挤占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之嫌，因此，当前垄断国企改革必须着眼于国有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和秩序重构，通过主动选择与非公有资本的合作实现自我完善，即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看，以往有利于模仿和进行追赶（特别是从差距很大的地方起步）的制度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从而进行大量的和有益的本土创新，需要进行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不断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指出，因为制度具有层次性，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要通过具体的经济体制来实现，资源配置层次的制度既与基本经济制度密切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主体——资本家，更需要财产责任和权益的匹配，这意味着财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这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也不论不同所有制背景下的具体财产组织形式怎样变化，只要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资源要素投入与产出，都需要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安排来解决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安全的问题。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公有制企业治理机制安排显得特别重要。国有企业现代治理机制的具体方式及方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微观发展问题，值得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对于私有产权的盲目崇拜不同，从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发现发展的主线索中，否认某种私有产权具有最高效率，强调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私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基于不同的改革指导思想和目的，不是完善国有企业的全民产权实现形式，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国有企业，实现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不是国企产权不明晰，而是全民由谁代表，解决全民产权的实现形式长期处于不合理、不稳定甚至被扭曲的状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是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的伟大探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针对缺乏真正市场主体的状态下，如何以产权改革及其现实运作为主线，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更需要探究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制度安排及其激励结构的微观基础，特别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这两种最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规律。

第四，探求增长促进发展的微观机制。如中国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增长成果为大众所分享，以揭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改善之间内在的微观上的联系。比如，关于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国内众多学者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分析等对高技术产业的带动效应进行研究，认为高技术产业在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影响的改善，有些学者则进一步分析技术原创及技术引进再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其结论是混合的^[9]。这里的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探讨，即使技术引进再创新对收入分配有不利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这种方式，而是说明市场运作本身存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存在政府干预以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然性。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人均收入低和没有现代经济增长，但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更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结构就是发展中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拥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这构成探讨中国微观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约束条件。在物资资本积累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工业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资源向储蓄转化，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在人力资本逐步替代物资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后，收入分配均等化通过弱化信贷约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刺激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起点看，收入分配结构不仅影响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决定供给能力与供给结构，也决定着消费需求的规模与结构，从需求方面为经济的动态均衡增长提供支持。而经济发展要求供求总量与结构动态均衡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又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和经济活动主体（家庭、企业与政府）的经济行为，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www.xing528.com)

【注释】

[1]宋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

[2]加里·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M].彭松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巴德汉，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M].陶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傅勇，李旭东.打开现代经济增长的黑箱——保罗·罗默的学术思想评述[J].中国金融，2018（21）：49.

[6]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J].经济学家，2011（2）：16-25.

[7]洪银兴.中国经济转型和转型经济学[J].经济学动态，2006（7）：26-31.

[8]黄先海，金泽成，余林徽.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7（12）：62-75.

[9]例如，有学者认为，技术原创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即技术原创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有效地发挥技术原创的收入分配效应；长期内，技术引进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即技术引进的收入分配效应相当有限，且不显著；而技术引进再创新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即技术引进再创新使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资本逆转与逆向溢出较为严重，这会抑制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造成技术引进再创新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