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财富品质加速生产力发展

《2018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已达51.9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然而，中国财富数量急剧攀升的同时，以财富结构衡量的财富质量的优化程度不尽如人意，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就国民财富的所有制结构而言，公共和私人财富配比的不合理性导致了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难以协调，使得经济增长率总是呈周期性波动态势；从公共财富的内部结构看，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供给效率低下和地方公债攀升一直是公共财富效率低下的表现；从私人财富的内部结构上看，中国家庭财富中继承性财富比重逐渐升高，而积累性财富比重则趋于下降。由于财富作为代际间的遗产进行继承，使得下一代呈现出显著的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大量财富长期滞留于低创新性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造成财富难以进入实体经济，难以发挥根据现实意义的生产性价值。

首先，国民财富从所有制结构上可以分为公共—私人财富，因此国民财富的质量可以用公共—私人财富的相对比重去衡量。在公共—私人财富的相对比重研究中，皮凯蒂（2014）以资本—国民收入比作为财富存量的计量指标，通过绘制英、法等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存量的时间序列图，发现私人资本在国民总资本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表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国家中私人资本的经济效应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公共—私人资本相对比重的运动与历史上数次经济周期和不同经济阶段紧密相关，在危机时期公共—私人资本比会通过“国有化”运动上升，在平稳时期“私有化”运动会导致公共—私人资本比的下降，“国有化”与“私有化”的矛盾运动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公共—私人财富比是衡量国民财富质量的指标，是作用于政府—市场职能相对强弱关系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最终决定增长率的大小。其政策启示是应控制公共—私人财富比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平滑经济周期带来的波动性影响，维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如果是处于危机时期，通过“国有化”运动可以提高公共—私人财富比，强化政府的职能，以政府短期内的干预来克服危机，消除市场失灵的弊病；如果是处于平稳时期，通过“私有化”运动可以降低公共—私人财富比，充分调动市场的配置效率，发挥市场高效的职能，有利于经济长期的增长。

其次，公共财富的质量理论还讨论与政府公债效应理论相关的问题。公共财富内部质量主要表现在对公共资产和公共债务的相对平衡，故可以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来衡量。首先，对于其作用机制来说，度量公共财富内部质量的公共资产—公共债务比率会通过作用于国有经济资金利用效率和公共资产、公共服务数量等因素，产生消费、投资效应，影响总需求的形成来决定国民收入的大小。其次，对于其作用效应的变化规律来说，公共财富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二重性，随着公共负债比率的增加，公共财富的增长效应逐渐由正转负，存在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最佳比重——公债阀值，这个比重之公共财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果最好。所以确定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最佳比重对于提高有效需求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www.xing528.com)

最后，从私人财富质量来看，私人财富可以分为继承性财富和创造性财富。继承性财富在个人财富中的占比将对个体实现财富增值的路径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决定家庭资产结构和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中继承性财富占比的变化会通过作用于创新和阶层流动，进而影响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