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空间正义实践的现实航标

我们对我国资本空间化问题有了全局性的了解。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剩下的就应该照病开方。不过，解决我国资本空间化问题、践行我国空间正义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每一方面都必定涉及更为复杂和更加具体的问题。事实上，具体展开实践路径有一个很好的航标，即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

自1978年以来，中央再度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显示出党和国家对城市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事业的高度重视。我国城市化运动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世界史上，既是速度最快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城市已经构成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中心点，聚集了大量资源要素，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29]另一方面，城市病了。城市空间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各式各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如城乡二元格局、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城市空间和整个自然空间的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空间内部各种矛盾等等，这些问题还关乎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空间规划理念、城市治理能力等方面。一句话，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总结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实践中存在的棘手问题之基础上，明确了城市空间的发展战略定位，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发展理念、政策思路和具体方法。

依据会议精神，城市空间生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顺应新的城市工作形式、新的改革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坚持为人民发展的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发展的理念。^[30]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城市空间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美诠释了我国空间正义事业的人民性、政治性，与消解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一脉相承。譬如，会议提出的一些具体目标都体现了追求城市空间正义的价值理念，符合人民的期待，危房改造、棚户和旧宅居住区治理、城市空间的各种基础市政设施建设、城中村和危房整治、公共资源服务均衡化，等等。毋庸置疑，这些问题的背后都牵涉大量中下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安全状况，关系到资源分配、空间正义和社会公正公平等。可见，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事业是一项内容复杂、涉及面广，既需要宏观把控、也需要微观指导的长期的、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

因此，会议就城市空间生产做出了五个方面的科学部署即“五个统筹”^[31]。

第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这个方面直接针对我国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现状。这条要求我国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的发展必须协同一致、全面布局。东部城市空间群应该进一步优化结构，中西部城市空间群应该加快发展自己的区域特色，边疆中心城市要实现联动一体化发展，形成一个产业分布合理、空间分工协调、区域空间均衡的新型城市空间格局。第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会议强调了城市空间生产工作的系统结构的特点，突出了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科学性、指导性、权威性、连贯性。第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城市空间生产不仅仅是修建基础设施等工作，还是对整个社会基本功能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伟大实践，它涉及人口户籍、教育就业、卫生医疗、养老住房、土地流转、财政金融、文化创新、产业升级、网络信息、数字平台、消费市场等社会民生的各类空间性、功能性统筹与规划。第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这既包括城市空间内部的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低碳生活等市政基础设施问题，还包括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耕地）资源等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第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形成新的城市空间治理方式，提升市民素质，让市民广泛知道、参与、监督城市空间生产，形成政府、社会、企业、个人间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城市治理制度。(www.xing528.com)

（二）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微解读

中央把2015年的这次城市工作会议从1978年前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升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昭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这种转变意味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和载体已经变成城市空间本身。随着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不断推进，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重要。201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过半，这意味着我国整体进入城市型社会。中央明确点出空间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就是城市空间的科学论断。科学技术与文化创新、财富积累与经济收入、人才聚集与商贸往来，这些都集中在城市空间、发生在城市空间。由此，掌握城市空间生产规律、学习管理城市空间技能、重视城市工作、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是我国当前与今后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内容。不管从质上还是从量上看，经济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是符合资本空间化的逻辑要求的。

第二，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语境下，以前处于潜在状态的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现在集中浮出水面。从1978年召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到现在，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经济增长等事业都高速推进，过去很多空间问题处于潜伏期，隐藏在经济快速增长事实后面，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现如今整个经济形势成“L”走势，曾经隐藏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空间快速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空间的“城市病”都有不同情形与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些空间问题，那么这必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也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如此看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央召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十分必要、亦很迫切。

第三，突出了城市空间生产的人民本位性质。此次中央突出了城市空间生产的人民参与性质。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建设也是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建设城市的宗旨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人民满不满意是城市空间生产成败的根本标准，而只有让人民参与其中才能展现城市空间生产的人民本位性质。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空间事实上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载体，可以通过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伟大实践之过程逐步让人民学会如何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政治规划事务、劳动生产事务、经济分配事务等等，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历练途径。当然，城市空间生产的人民本位性质还体现在强调城市安全这一方面。城市发展安全第一的实质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之安全。城市的建设主体是人民，城市的受益主体还是人民。所以，安全既是城市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城市消费的第一原则；既要保障生产过程的安全，也要保证生产结果的质量。这高度体现了我国空间正义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