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我国空间正义实践不可或缺的因素

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层面对“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这种简单的“资本手段论”做一些有益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其实，对解决资本空间化矛盾、实践空间正义来讲，这样的分析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急迫的。欲以通过利用资本推进我国空间正义事业，并在这个过程中渐进式地扬弃资本，就需要具体分析我国语境下“资本”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其原因有二：一，我国空间正义实践要求进一步提升理论；第二，一般语境中的“资本”即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是一回事，但在中国语境中则不然。

本节也是下一节内容的哲学分析，也就是将社会主义有何种制度优势问题抽象成有关几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及其关系的讨论。如果没有这样的哲学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一）分析我国语境中资本社会性质与自然性质的哲学方法

在第一章中，笔者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分析，资本本质的三个层次都聚焦于社会生产关系，强调了资本的社会性质。那么，我国语境中的资本又具有怎样的社会性质和自然性质呢？显然，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中定位我国语境中资本的社会性质和自然性质是一个逻辑上和学理上极其关键的问题，这几个基本范畴就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明确界定过什么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但他们又的确阐述过这三个范畴，而在不同地方的阐述又确实有些出入。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肌肉运动和劳动能力是生产力^[9]，人类社会的共同的生活生产方式本身也是生产力^[10]，能够决定劳动生产效率的那些具体劳动还是生产力^[11]，一种既得的、客观的和物质的过去劳动实践的结果同样是生产力^[12]，社会协作和社会分工是“扩大了的生产力”^[1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散见于不同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的论断把生产力范畴指向劳动生产的物质方面和组织方面。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方式范畴的阐释相对复杂一些。综合起来有这样几点^[14]：第一，是一种内含了劳动过程的人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和怎样进行具体生产这三个方面的“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15]，显然，这里的生产方式既包含了狭义的生产力又包含了狭义的生产关系；第二，是生产力的社会利用形式；第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中间环节^[16]；第四，是协作分工和生产资料利用的具体方式；第五，等于生产关系。^[17]虽然马克思使用的生产方式范畴并不单一，但始终强调了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的物质方面，而其具体内容则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表述的需要加以弹性修饰。也就是说，其内涵的多义性虽然明了，却不单一。

最后，对生产关系范畴的界定也是这样。^[18]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分工、信用、货币等关系当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了。^[1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20]，是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为前提与基础的^[21]，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水平相适应，即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它们综合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系列社会关系。

在这里有个问题，似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三个范畴的内涵界定是很“混乱”的。因为，马恩好像并不刻意寻求范畴的内涵的单一性，更不会企图在这个单一性基础上寻求决定与被决定的经典力学的“力”的相互关系。马恩本人很少对具体概念和范畴做教科书式的定义，更多是在保持基本性质明了的前提下按照表述的实际情况做出阐释。这是为何？笔者认为，这样做是符合辩证法内在要求的，这一方面保证了概念范畴性质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保障了概念范畴使用的灵活性，概念范畴随着实际的运动而调整自身的具体含义，这种“混乱”或“不单一性”构成了二重矛盾的整体含义。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或结构主义的方法很难进入马恩的分析视角，这是关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辩证法看来，用知性思维思考、阐述理性思维与用理性思维思考、阐述知性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与斯大林的外部建构论不同，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彼此区分是在一个整体系统中进行的，在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中才是存在的。它们不是在彼此严格割裂情况下通过“建立”的方式统一起来的。三者的统一不是搅拌混凝土的统一。如果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三个严格分立的范畴，那它们的统一性和建构关系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机械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的斯大林主义遭受失败的原因。要知道，马恩这样的哲学大师，特别是作为逻辑学大师（作为黑格尔的杰出学生），难道不懂得知性思维或形式逻辑所追求的那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内涵单一性吗？不知道概念须明确的道理吗？为何要出现同一概念的多义使用呢？

马恩的方法启示笔者，讨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前提：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因为这一前提或这一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规定了我们研究对象的具体历史语境。这种规定是质的规定。这一规定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首先考察的不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自是什么，而是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于生产力一般、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特殊性是什么。从一般到特殊是认识发生的普遍规律，可研究方式和阐述方式应该是由特殊至一般，这个“特殊”就是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因而也是讨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前提。

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了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现在我们回过头看资本本质也是如此，一种经济支配权（具体方面或资源配置方面，即物质技术方面）、一种能增殖的价值（劳动二重性或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内的生产关系的最抽象的本质）。因而，我们可以在最深层次讨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本质，但不应该忘记如下两条：第一，这是基于现实生产劳动的抽象；第二，这种抽象本身扬弃了现实生产劳动的具体规定。

第一条在理论上提供了作为具体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能在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中存在的可能性，第二条在理论上提供了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内规定着被利用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的可能性。因而，没有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没有离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也没有离开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具体范畴受到了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性质规定，这个规定的可能性就是利用具体范畴发展社会经济、完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那种割裂的观点即认为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反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是二者的统一，或这样的观点即生产力是指物质技术方面、生产关系是所有制和交往方面、生产方式是劳动方面，甚至完全排除三个范畴的物质技术方面以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要研究的是社会关系而非生产力等^[22]，这一系列看法都有商榷的空间。外部关系建构的方法绝对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的。

讨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以及它们二重性是如何被它们的存在即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所规定等问题的原因是，如何在我国语境中深入理解资本本质、理解资本的概念一般、理解资本在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中的功能问题。我们已经熟悉了资本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必要手段（或类似说法），但鲜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层面探讨这个问题。既然资本本质在最深层次是社会生产关系，那凭啥就可轻描淡写地来一句“资本是手段”？“资本手段论”可以包打天下吗？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啥在我国就不是社会生产关系而变成的“手段”呢？用社会主义制度规范和制约资本的深层机理在哪里？

这一原则问题必须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www.xing528.com)

（二）我国语境中资本的社会性质与自然性质

依据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资本本质的性质界定是明确的，即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资本范畴在现实的经济运动中具有多义性，即可以指一种经济支配权，一种具体的能够使价值不断增殖的劳动关系，因而，资本有这样的具体功能即自然性质：可作为既定的物质技术形态，可作为曾经的科学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两个具体方面由既定前提即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决定其性质。易言之，用马克思的二重视角的整体辩证法分析得出，我国语境中资本性质是包含了由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决定的社会性质和自然性质的辩证统一。既充当具体形式的“生产力”角色，也承担某种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职能，还表现出局部性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私有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既然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那么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也必然是一个包含了内部差异性的统一的历史范畴，没有纯粹的抽象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同样也没有纯粹抽象的资本，资本的现实运动总是与一定的即具体的物质技术、劳动关系、管理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执行着相应的具体范畴的职能即自然性质。

我国语境中的资本作为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中的局部要素，被这一基本范畴规定着，这种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资本所执行的具体职能内在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范畴中，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范畴的双重性提供了资本充当具体职能的可能空间。换句话讲，它行使着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内的具体职能：资本并非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资本，而是内在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执行着具体的和局部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职能的资本。按照吴易风解读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主张，笔者愿意借用“楔子”一词进行形象化描述。当然，这不是外部的锲入，而是内在二重性提供的历史张力。我国语境中资本的社会性质和自然性质辩证统一的具体内涵应如此。

作为一种有效配置资源方式的资本，是实现社会生产和交往的组织手段和管理方式，属于具体的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即不是其概念一般而是其特殊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激活商品经济，通过商品交换激活资本，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这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既然资本作为具体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可以内存并服务于社会主义这一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那么商品经济和资本（在特定意义上，可视二者为同一内容）作为笔者使用的“楔子”存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笔者认为，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23]的根本道理也在于此。事实证明，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根本困难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的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即抽象的整体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不一致、不协调问题，解决问题之道在于实施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环节即资本作为局部的具体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执行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流通职能。^[24]这既有理论可行性，也有实践必要性。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此做出了伟大的探索性的实践贡献，寻找一条在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间的“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市场调节和商品经济发展来保障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削弱国家官僚的集权倾向。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十分严肃和严谨地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主张一种“混合”经济，公共机构掌握基础设施，私营和家庭企业资本集中于第三产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生产活动掌握在工人合作社中。他认为，一种可行的而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存在，必须把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市场和计划性的硬约束的国家预算联系起来。^[25]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这一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因而如何对待资本，不仅关系空间正义，事实上，它具有普遍意义。

（三）我国空间正义实践如何超越资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事实上就是以‘如何驾驭资本’为核心问题展开”^[26]，这个观点是中肯的。我国对待资本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应是，利用与节制、发展与扬弃。我国在处理资本空间化问题和实践空间正义事业上，对待资本的基本态度也应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中，资本与资本主义可以视为同义互指。在我国，资本与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同一个东西，区别就在于，整体的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下资本的具体职能所服从的整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何种性质。这正是上文讨论的焦点。

1．践行空间正义为何要利用和发展资本？

第一，资本本身有发展生产力、提升经济水平的职能，例如调配资源、参与具体的生产组织结构、激发劳动生产积极性、再分配劳动价值等。资本也是一种在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具体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是资本的自然性质决定的。第二，从世界环境看，社会主义不可能离开资本的发展成果而凭空产生出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存在。我国已经高度融入世界资本经济体系当中，成为全球资本空间化环节中的相关节点。第三，利用资本是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诚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等空间生产奠定了深厚基础，但这样的经济体制容易僵化和官僚化，从而束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生产力的发展，排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灵活性、多样性。第四，在历史上，我国并没有资本和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这造成我国生产力（含空间生产力）的严重滞后，因此需要利用资本的积极一面。第五，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贯的正确主张。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明确讲“要占有或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和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功”论断。我国需要的是资本而非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核心驱动在于资本。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蒙昧主义，不是保守主义。

2．践行空间正义为何要节制和扬弃资本？

第一，节制与扬弃资本的根本原因是资本自身具有破坏性。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如此。因此，不节制、不扬弃资本势必最终同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空间正义事业南辕北辙，且有可能有害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逐利性、盲目性、自发性、贪婪性、自私性以及不可避免的欺诈性在经济空间、城市空间、自然空间、人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包括空间正义涉及的贫富差异方面）造成很大损害。第二，资本逻辑不可以自动消除。马克思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主张最大限度利用、吸收资本发展的积极成果，提出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的理论构想，但这不等于说资本可以自己否定自己。尘埃可以被扫走，但不扫就不会走。第三，节制和扬弃资本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措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论联合政府中》重申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提出了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组成的经济成分构想；1950年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和1953年的国家、企业、资本家和工人“四马分肥”的“公私合营”路线是毛泽东节制资本思想的有效实践。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节制资本指定了目标。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审议在回答代表问题时指出，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27]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点睛之笔就是，发展和壮大国有资本，发展和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显然，国有资本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代表和体现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通过驾驭资本、改革、发展国有资本来夯实社会主义基础和做大做强社会主义因素。

总之，我国不利用和发展资本将不能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样，不节制和扬弃资本也不能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更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利用和发展、节制和扬弃体现了一种活的辩证态度。

既然，利用与节制、发展与扬弃资本是我国目前对待资本的基本态度、基本原则，那么，我国的空间正义事业也必然遵循这个态度、这一原则，“驾驭资本”、“超越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