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现实条件

前文已谈到，资本空间化核心同时也是空间正义的核心是“现代城市的规划和建构”^[3]，也就是城市空间生产。我国资本空间化的各种矛盾同资本逻辑主宰的一切社会中资本空间化矛盾有高度相似性。这方面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笔者在梳理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现状前，先谈谈性质上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同一般语境中资本空间化矛盾的区别，进而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分析这一现状。

（一）资本空间化矛盾在我国语境和一般语境中的关系辨析

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可从如下方面展开辨析。

第一、二者的共性。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资本逻辑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在同等程度上发挥作用。我国城市空间、社会主义新农村、区域经济水平、信息网络、消费水平以及自然生态建设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些成绩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扬。这是利用资本发展物质生产力、发展空间生产力取得的伟大成就。这说明，资本这个历史工具具备普遍的生产性力量。不过，其消极面也在同样程度上造成了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资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限制了这种积极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空间不正义问题。

笔者承认我国语境中资本空间化矛盾的共性就是这样一种共性：这种共性不是由不同生产关系造成，也不是由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造成，而是由资本的概念一般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资本在哪里都是逐利的，在西方和在中国都是这样。既如今，我国已广泛而深入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介入到资本逻辑中，那么，我国资本空间化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烙上这一普遍性质，遵循资本和资本空间化最一般、最常见、最广泛的逻辑了。

第二，共相中的分殊。事物间的区分不在于矛盾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是特殊性和具体性。在性质上，我国面临的资本空间化问题，譬如住房空间拥挤和紧缺、城市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二元格局）、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加剧、农村经济衰败、消费空间萎缩、消费结构不均衡、社会空间分裂、人民群众参与空间资源分配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空间问题都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中的问题，即依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当前，整个人类世界总体上还处在阶级社会时期，深度融入世界资本体系之中国的资本空间化问题也或多或少有这样的色彩。可就我国总体社会性质而言，这些色彩是次要的。在问题的根本上，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只是人民内部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在空间维度上的矛盾。所以，在原则上、在实践道路的可行性这一性质上，这些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得到最终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在原则上、在实践道路上就被规定了。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资本空间化矛盾的空间转移进行缓解。这就是我国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根本所在。

（二）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三重背景

在讨论我国资本空间化之具体问题以前，应当首先分析一下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三重背景，即全球格局、社会网络和价值走向。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经历了历史变迁和重大重组。今天，在多元的和多样化的格局的时代背景中，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在这三重背景中胶着着。

第一，全球格局是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第一重背景。我国是一个深度镶嵌在全球空间生产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我国要积极融入世界资本生产体系当中，遵守世界市场的经济规则，自觉而主动地走向同质化的全球空间生产体系，努力褪去中国自身的色彩，尤其是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我国积极融入全球空间生产体系并不是谋求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认同，而是以世界的力量谋求自身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把资本主义世界优秀的建设性因素改造吸收过来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内在积极因素。由此，在全球空间生产体系当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是我国推进城市空间生产、允许资本空间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如今，中国经验也的确日益为世界更多国家所重视。事实上，全球格局使得我国资本空间化带有双重色彩，一方面就是全球空间生产体系面临的普遍性的空间问题，另一方面有别于全球空间生产体系的中国特色。思考我国资本空间化必须首先思虑全球格局这一宏观的时代和空间背景。事实上，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全球格局中应对资本空间化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二，社会网络是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第二重背景。第三章分析过一般语境中资本空间化开拓的网络空间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面临的社会背景。社会网络已经成为脱离现实的城市空间的“新社会”、“新城市”、“新空间”。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统计，2016年上半年截至，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7．10亿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进入了社会网络的“异次元”空间时代。而这个庞大且庞杂的数量人群一方面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很多在现实社会中不能或不愿表达的个人或社会意图通过网络空间传递出来，形成强大的“意见集中地”和“传播地”，对现实社会的舆论引导、文化心理、意见表达产生了强烈冲击。但亦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网络自身的这一技术性特殊优势又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场所。反之，国家和政府一旦疏于对社会网络等一系列虚拟公共空间的有效管理，那么任何资本空间化造成的具体事件都会通过社会网络发酵、传播和进一步恶化，加剧矛盾的对立程度，升级事件的矛盾性质。

第三，价值走向是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第三重背景。伴随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加速进行，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也进入了凸显期。这些具体矛盾是什么，稍后分析，这里要讨论的是这些矛盾附有的价值走向问题。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本身就有这样的性质，一方面是资本逻辑自身带来的逐利性质，一方面是我国利用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事业的公益性质。因而，就实际存在的状态而言，就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的事实而言，我国在利用资本推进城市空间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都面临着这样的“价值悖论”，例如城市空间生产的过度资本化、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文化产业的过度资本化和商业化。所以，笔者的这个判断，不是一个应然判断，而是一个实然判断。因此，价值走向始终是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面临的一重重要背景。

当然，面对这三重背景，如何克制其负面影响，扎实推进我国空间正义事业正是本书后面要探析的问题。不过，我们暂且放下如何解决问题这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上述三重背景中我国资本空间化的具体问题。

（三）城市空间的内部矛盾

既然城市空间是实践空间正义的核心，那笔者的陈述也应该从我国城市空间矛盾开始。城市空间矛盾可分两类，城市空间的内部矛盾和城市之间即区域空间矛盾。城市空间的内部矛盾在每个城市即区域空间内部都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城市空间内部矛盾构成了城市空间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一，城市中居住空间的不平等。我国城市居住空间不平等现象主要由这么几个原因造成：首先，旧城改造中由于新城建造的过度商业化和政策失当使原城市居民的空间居住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其次，由于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这加速了农民进城的速度，进而客观上造成新进城市人口无力在城市中找到条件较为优越的居住空间；又次，城市中收入的不平等和城市住房的过度商品化直接造成城市中相当部分人无法买房，只能租赁条件较差的居住空间；最后，相关政策没有及时统筹，如户籍限制无法让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劳动力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实事求是地讲，城市中新的贫困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村籍人口及其后代日益贫困化，在他们面前没有选择空间：回不去的农村和留不下的城市。

第二，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滞后。这种滞后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住房空间问题。“十二五”规划明确，全国保障性住房到2015年要达到20%的覆盖率。通过对比重庆、上海、广州三所城市的具体情况可知，重庆公租房政策是最接近“十二五”规划的，因为重庆放开了户籍与收入限制，上海和广州并没有。这样公租房变成了保证本地户籍人口的廉租房角色。^[4]要知道，上海、广州吸引的外地劳动力要比内地城市多得多。其次，市政公共空间供给结构失衡。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人口人均公共绿化面积只有前者的1／5，但城市中搞各种面子工程而浪费公共空间资源的现象随处可见。再其次，城市空间污染和拥堵（包括交通拥堵）也是政府对公共空间投入不足的表现。新城建造主要是为了吸引资本前来投资，因而政府在有限财力投入中中低收入群体的要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最后，政府使用公权的重心多多少少出现了“厚资本薄大众”的情况，虽然可以理解，但这并非空间正义。

第三，疲软的消费空间。2008年受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为拉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了“家电下乡”政策。纵然这一临时性政策开拓了消费空间，但并未整体扭转我国消费空间的疲软状态。通货膨胀、公共卫生、医疗教育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看病贵、上学难，公共空间资源供给相对不足，供给结构并不合理。空间生产力虽有巨大发展，但相对人们对空间产品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言依然相对落后。由此，应该区别对待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中高档消费与日常生活消费，合理安排公共消费空间，促进公共消费空间发展，同时满足不同个体、不同个人对消费空间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当然，鉴于我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历史限制，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国消费空间疲软问题，但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得到解决，才能最终实现我国的空间正义。

第四，不科学的城市空间发展理念。^[5]城市空间发展诸多矛盾的背后是不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首先，城市空间发展唯经济论。在政绩和考核上，把本应全面综合的考核指标单一量化为经济指标或GDP增长。这把城市空间生产过度商品化、资本化，令资本空间化侵蚀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公共性、非营利性。城市空间正义被置于次要地位。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导致城市空间生产异化。其次，没有协调好城市空间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哈维等空间批判理论家十分强调空间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特别批判资本逻辑驱迫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屈服于交换价值（哈维对美国房地产的批判就含有这个意思）。我国也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并导致了这样一种发展理念。最后，实用的工具主义理念。城市空间变成一种工具，而非为人民群众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有益空间的场所，缺乏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科学理念。城市空间被高度实用化，在政府官员那里成为赚取政绩的手腕，在资本那里成为盈利发财的工具，一切都为了简单而自私的蝇头小利，将人的发展这一重要目标抛之脑后。这种不科学的、不合理的、短视的、非辩证的发展理念也是造成我国城市空间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第五，城市空间内部其他环境问题，如城市雾霾、城市空气污染、城市交通拥堵、城市垃圾处理不当、城市空间给排水问题，等等。

（四）区域空间的不平衡发展

我国的区域空间发展并不平衡。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将此提升到“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计划》。国家制定颁布的发展战略改善了区域空间发展的不均衡现状，可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首先，我国区域空间发展明显呈由东至西的阶梯结构。东部沿海优于中部、中部优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北老工业基地优于西北。在华南地区形成了珠三角、在华东地区形成了长三角、在西部形成了“重庆—成都—西安”的三角区域中心。中西部地区的空间资源、劳动力资源大量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江浙沪粤），强化了这些区域的空间结构优势，加剧了它们同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化。区域空间从二级分化逐步伸展为三级分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已经快速迈入后工业社会时空阶段，郑州、西安、重庆、成都等二三线城市还处于工业社会时空阶段，四五线等城镇和广大农村在各个方面依旧处于前工业社会时空阶段。越落后的区域占有的地理空间越大，而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越小、重要性越低；反之，越先进区域所占地理空间范围越小，而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越大、重要性越高。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4—2015》，2012年，我国国土面积的25%集中于城市空间，其人口数占全国人口的62%、经济总量占比高达80%。三级分化的空间结构反映了我国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现状。

其次，由于第一点引出第二点，即土地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结构不均衡。一般统计情况是，西部区域空间土地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普遍偏低；东部土地城市化程度高而人口城市化较低，因为大量外来劳动力拉低了人口城市化比例；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水平适中而速度较快，工业发展并不均衡；东北区域虽现在的城市空间发展滞后，但凭借老工业基地底子抬高了土地城市化水平。全国看，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在各区域空间中并不一致。北京、上海、广州是区域空间经济发展聚集效应最突出的地方。^[6]同样，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4—2015》知道，2013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3．7%，上海为全国最高水平即89．6%，西藏仅有23．7%。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却不能实现身份的转变。2013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69亿，其中61．71%外出打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仅2609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15年）》中指出，截至2013年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城市空间群以2．8%的地理空间面积汇集了近20%的总人口数，经济产值占全国GDP的36%。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土地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城市化水平严重失衡。“见物不见人”的区域空间发展模式和城市化道路为我国的空间正义实践提出了严峻挑战。

（五）自然空间恶化

自然空间恶化既涵盖我国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也包括农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自然土地和农业耕地的使用问题。

1．土地资源危机

自然空间的根基在于土地。土地质量和土地空间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人类是在改造土地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的，也在这个过程中改造人类自身。不同的土壤性质和地理空间面貌会形成不同的农业生产状况，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资本原始积累的经典路径即“羊吃人”圈地运动也与土地密切相关（过度化的商品房建设颇有几分“圈地运动”的味道）。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低，这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严重阻碍。不但我国的土地资源本就“物薄”，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还持续恶化，这表现为土地质量恶化和土地空间缩小。

第一，土地质量恶化。导致我国土地质量恶化的原因很多，不科学的农耕方式（工业肥料的滥用等）、生物圈养分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前文说过，长距离的农产品运输和城市化建设就有这样的破坏作用）、重大自然灾害等等。如今，导致土地质量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全面统治。工业生产对土地资源的无尽夺取使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排放生产废物、工业生产空间对农业生产空间的侵占和掠夺等——如开发小煤窑、小矿山，随意处理工业垃圾——这些对土地质量均造成短期内难以恢复的巨大破坏。

第二，土地空间缩小。在自然环境方面，土地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沙漠化）已是人所共知的严峻问题。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接近总国土面积的一半。北方土地沙漠化、南方土地钙质化，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83%集中在西部，有120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受到冻融侵蚀。在政策环境方面，长期以来不科学的城市空间发展理念使我国的耕地面积快速减少。那些被征用的农耕地不但未被合理利用，且遭到肆意破坏，浪费极大。2003年占用农耕地22．91万公顷，2007年批后未用的闲置国土有400万亩。^[7]可见，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土地空间快速缩小。在农村环境方面，大量农民逃离土地进城务工，农业衰退、农村荒废、农村生产能力下降。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空间的压力和矛盾，从而又加重了城市空间的内部矛盾和区域空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2．淡水资源危机

我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经常出现“南涝北旱”的情况。黄河不但水质变坏且出现季节性断流，一些淡水湖退化、干涸或出现富营养化，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地下水资源受污染情况日益加重。我国已濒临水资源危机边缘。根据相关统计，当前每年缺水量在500多亿立方米；我国有16个省区重度缺水，极度缺水的有6个；在全国60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缺水城市占了2／3，京津冀人均占有水资源是全国人均的1／8，是世界人均的1／32，仅为286立方米。我国北方城市缺水已成一种常态。可我国又是世界年用水量多的国家，如2002年我国年用水量占世界年用水量的13%。不仅缺水，水污染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比例高达82%。有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1年间，发生了180多起大中型水污染事件^[8]。

概言之，水资源短缺危机不仅极大地制约着我国城市空间发展，也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包括水资源的分配正义问题。这也是空间正义的重要内容。

3．森林资源危机

我国虽然早已施行了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政策，但森林资源同样岌岌可危。抱着经济目的砍伐森林的现象并未消失。自然空间资本化的生动表现是，对森林资源进行成本定价和经济核算，将其纳入资本范畴进行开发和利用，这是资本逻辑对生态逻辑的侵蚀，也是资本空间化在自然空间方面的表现。我国面临的森林资源危机十分严重。以海南为例，海南省以热带雨林气候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在40多年前，岛上有森林1300余万亩，现如今锐减了约72%，开辟出来的森林空间都被用于经济开发了。我国西部地区是全国土地面积的50%，而森林覆盖率不足1%，剩下的都是沙漠戈壁。森林资源的减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系统危机。当然，我国森林资源的严峻现状不过是世界范围内森林资源危机问题的一个缩影罢了。

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内部、区域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和自然空间恶化三方面。这三方面紧紧围绕着城市空间这个核心。在整体上，我国还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因之，城市化又必然成为我国资本空间化矛盾发生的聚集点和践行空间正义的关键点。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我国空间正义实践有哪些可行性呢？这是接下来两节要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