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界限与空间化正义

假定我们不是将矛盾对抗的激烈震荡界定为危机，而是把“危机定义为对多数人的预期不能为制度逻辑所满足”^[1]，那么，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萨米尔·阿明的论断和马克思“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2]的观点多少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界限的内在必然性同资本性质、同资本概念的自身规定是一致的。^[3]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之概念本身的，这一概念包含了同一事实的消极面和积极面。^[4]由此，问题必定涉及对界限的理解、对资本自身的界限与资本空间化的界限的辩证关系的讨论、对资本界限和资本空间化界限是如何为空间正义做出积极规定的分析。

（一）资本的界限的双重性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整个运动就是一个矛盾被不断克服又不断产生的过程^[5]，资本本质内在发展表现为自我规定和自我否定。资本要保持在规定意义上的自我才能成为自身，但又要超越这种规定发展成他物。这种在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含有积极规定的否定之双重性质就是资本本质的界限，它就存在于资本概念本身。因而，资本的运动绝对不是一个无限的、永恒的、没有止境的过程。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增殖过程，虽然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偶然的阻碍因素，但资本运动本身就能够协调生产力发展、资本价值增加与人口变化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消除这样的消极因素。西斯蒙第的看法比李嘉图的进步一些，他承认资本有矛盾和限制，也认为这些矛盾限制不是偶然的，可他将其视为资本运动必然遭受的外部界限，因而主张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习惯风俗可以消除外部界限使资本长存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的发展，资本自身将成为生产的界限，进而必然成为消费的界限，^[6]资本概念已然包含了资本文明化的趋势，同时，这一概念也包含了后来充分暴露的矛盾。^[7]资本界限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是必要劳动；第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劳动的界限是剩余价值；第三，表现为货币的交换价值本身构成了生产的界限；第四，交换价值构成了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8]

市场空间和资本投入的扩大可以消耗更多的剩余劳动，然而这只是暂时拖延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资本是生产的界限”^[9]，是由其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决定的，但这些界限首先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矛盾和界限，而是在流通领域爆发出来，这就掩盖了问题的本质。

马克思对资本本质和对资本“界限”概念的这种深层次理解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纯粹绝对的无限即坏的无限是不存在的，因为坏的无限没有对自身的质的规定。某一事物的存在是“由于界限而成其为某物，在界限中有着它的质”^[10]。因而，否定不是取消而是生产性的力量。某一存在物的界限既是它自身内在的规定，也是它自身内在的非有，是它同他物相联系的中介，“界限是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某物与他物既是又不是”^[11]。资本之所以不是纯粹的绝对的无限物，不是财富积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动机”完全在于资本界限是其内在规定的一个部分。规定即否定，是包含了肯定要素的积极的否定。是以，任何存在物必须以内在界限而建立成为自身的内在矛盾，通过矛盾而被驱迫超出自身成为他物，这就是有限物。^[12]诚然，资本追求的是无限性，是无限增殖和不间断的循环，但这不等于说资本概念本身是无限的。资本作为一个实存范畴是有限的或有界限的：第一，这个界限规定（积极的肯定）了资本的性质，规定了资本实存和自在之有的本质；第二，界限还规定（积极的否定）了资本性质中的非有本质；第三，前两个规定是资本自身的内在关系，也是否定地与自身相关的关系即在这样的自身关系中使资本超出自身，超出了资本的现在的实存和自在之有，一句话，资本实存的全部真理就是资本自身的终结。没有内在否定的规定即没有界限的某物，就是纯粹的“无”即“无”的“无”，但资本是“有”的“无”。如果尚未同有限发生关系，那么无限是不能规定自身存在的。

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和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在一定层面承认资本的种种矛盾，如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等，可在根本上都不认为资本本质或资本概念应然地内涵（笔者有意将名词动词化使用）了自身界限。他们始终将资本内在矛盾视为外在要素引起的资本运动的非结构性问题，进而对每一次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系统性、长期性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作出技术讨论和现象归纳。他们认为不管在逻辑上还是在经验中，资本本质的纯粹性是其无限增长的本性，一切阻碍和对抗因素都是本质外的附加，因此可以通过法令变更、政策修改、市场环境改造，甚至人性的忏悔来解决这些表现为经验现象的各种危机。即便凯恩斯这样稍微有点良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过是耸耸肩云淡风轻地来一句，“从长期看，最后我们都死了”（这不是废话吗？）。

纵然，黑格尔对“界限”概念的解析始终局限于逻辑学范畴，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即无限性恰恰是在“界限”这个概念范畴中实现的：无限物会成为有限，内在于有限——这是黑格尔关于无限、界限和有限的核心命题。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实存，即它是纯粹的绝对的无限，然后通过外部运动变成了有限。这样的无限第一不存在、第二也不可能变成有限。没有无限的有限和没有有限的无限本身就不是“真”的。因为，不但在逻辑中而且在表象上，无限和有限“这种不可分离性就是它们的概念”^[13]。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如此强调资本的界限是蕴含在资本本质、“资本”这一简单概念（概念一般）的原因所在：黑格尔用逻辑学方法开启了马克思揭示资本本质的辩证方法，资本的界限和资本的本质一样，这不是一个外部经验问题，而是一个根植于资本概念本身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本质就是资本概念，资本概念就是资本界限。

（二）资本空间化的界限的双重性质

有关资本界限和资本空间化界限辩证关系的分析与资本本质和资本空间化辩证关系的探究、与资本逻辑和资本空间化逻辑辩证关系的分析如出一辙：二重性的辩证关系。^[14]对资本界限的概念分析在抽象的逻辑学层面已在黑格尔讨论的“界限”中做了丰富的阐述，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已在马克思分析的围绕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展开的四个界限中做了详细的考察。

从资本界限的逻辑学分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视为界限概念的一种展开路径，同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界限（即不包含任何空间要素的资本界限之本身）到资本空间化界限（即资本界限本身的空间维度）也是一种展开路径。只是，这种展开构成了资本本身历史性在场的内在有机环节，即资本界限在思维中的分析只是第一步，在空间化进程中展现出的各种具体原因引起扩张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是其生成环节。因此，资本界限是资本空间化界限的本质规定，资本空间化界限是资本界限的现象表征；而本质规定是其界限的绝对规定即逻辑学规定，现象表征是其界限的相对规定即表现为各种偶然的或可消除的表象。同样，本质规定还必然是一种时间规定，是一种历史规定，作为无限增殖的资本概念发展为真实的、包含了积极性否定的实存，资本空间化界限只是“占有”了物理空间并“生产”了社会空间（特别是虚拟空间）。事实上，这为资本空间化提供了无限扩张的真实路径。由此，资本空间化界限在本质上因而也是在逻辑学上由资本界限决定，而资本界限从本质上和逻辑学转化为资本运动的现实的“界限”或“界限”的实现必须在资本空间化界限实存的那里（那个地方、那个时间，那个空间点、那个时间点）才是资本界限最终的实现。

1．内在与外在

资本空间化界限具体呈现为矛盾的多种多样。^[15]现实的矛盾和对抗都是资本空间化界限的直接表现，是资本界限的外在表征，既要积累又要消费、既要无限度剥削活劳动力又要求劳动力无限消费、既要追求生产又要（在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历史迫使下）脱离生产而专注欺骗的货币交易、既要用使用价值来博取消费市场的欢心又要撇开使用价值注重交换价值，这些反映了资本本质、资本概念的内在界限。事实上，若想消除资本空间化的各种矛盾那就必定意味着严格按照“每一种商品的生产和价值的动力学来进行完善的调整。这些条件将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本身的废除。”^[16]也就是消除资本本身。

一句话，资本本质这一内在规定如果不通过资本空间化这一现实路径就无法展现自身，资本界限假设不通过资本空间化界限就不可能成资本自身的界限。没有外因，内因就无法起作用。

2．绝对与相对

定义“危机”是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能满足多数人预期的常态，也就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结构框架，与黑格尔讨论的“界限”十分契合。

首先，界限既然是内在的，当然就是内在于自身结构的；其次，逻辑学中的界限不等于经验范域中的界限。资本界限在逻辑学或概念分析中具有绝对性，而资本空间化界限在经验范域有相对性，正是这种相对性才能让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空间生产拯救资本主义”的判断为真，同时令卢森堡“资本积累”的判断为假。生产过剩引起的资本积累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种适当且必要的自我调整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够为资本存续开辟更大空间，也能提高社会生产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和生产社会化的扩大。^[17]里根政府选择债务投资（信贷膨胀）和通货膨胀为资本主义经济做“卫生”工作，新自由主义则把通货膨胀、债务投资永久化和制度化，这的确为资本循环起到了“续命”作用。资本界限逻辑学上的绝对性就以相对性的和弹性的方式表述出来。

由此，我们不能把资本和资本空间化的那个“界限”视为游标卡尺上的那个可视可感的点。在资本空间化流变中，界限必然是一个灵活的“度”。只有如此，才能深刻理解界限为何是资本概念的内在规定，而非外部规定。可是，不能因此抹杀掉界限相对性中的绝对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泥潭。(www.xing528.com)

可以看到，全面化的虚拟经济已将资本扩展的空间推进到逻辑上的最大化即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最边沿，生态危机的全球恶化已经将人类推置生死存亡的物理空间边沿，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激起的政治对抗已经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逼至绝境（历史彻底把资本主义改良方案“废除”了，这不等于改良不可以继承存在，这是两个问题）。哈维“三级危机”理论中，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系统危机到来了。不过，这依然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方案是否能从历史走入现实、从理论推进到实践、从一般社会思潮发展为真实有效有力量的政治解放行动。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论断的辩证关系可以挪移至此。资本界限和资本空间化界限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包含了：第一，逻辑学证明；第二，现实的客观环境和现实的组织行动。那资本主义之后是什么呢？“要么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盟，要么是死亡。”^[18]

3．时间与空间

我们从资本界限的内在性和绝对性、资本空间化界限的外在性和相对性推知，资本界限偏重于时间维度而资本空间化界限偏重于空间维度。就资本空间化而言，不过是“社会过程规定了它们的客观化”^[19]。所以，界限的空间性要依从于它的时间性。假定在空间上，资本空间化界限不服从资本界限的时间（历史）限制，那么空间扩张就是没有界限的。曾有学者十分随意地对笔者讲到：如果资本空间化的扩张不受空间维度限制，那么资本主义是否要发展到月球上去？笔者严肃回答他：会的！道理很简单，资本从欧洲走到美洲，再到大洋洲，直至全世界，为何就不能扩张到外太空呢？如果不能，那只是因为没这样的技术支撑，既然资本概念作为一种没有地理空间因子的社会范畴，那讨论资本界限为何要把空间要素看得如此根本呢？

诚然，马克思的时空观是相互依存的；暂且抛开量子力学所揭示的“相对论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20]的现代物理学时空真理不谈，资本界限的时间性也必然优先于它的空间性。这种优先性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资本概念自身规定的。资本价值的量度是时间，资本积累循环也在于时间压缩。时间要依托于空间展开自身（这是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不包含现代物理学主张），不过资本空间化界限却要依托于时间维度的评定，即界限的空间表现不过是时间表现的更为具体的形式。所以，在空间批判理中，空间的变迁是时间的具体化。

（三）资本空间化的界限的辩证否定因素

第四章讨论了资本空间化的双重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虚拟化导致工业资本同虚拟资本在积累方面的空间断裂。此外，还要探讨其他几个方面以论证新社会的曙光已孕育在资本空间化历史中。笔者赞同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判断就是因为，过度虚拟化、金融化、投机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宣告了资本主义进入了“暮年时代”，这是一个战略转折。同样，网络空间和信息社会奠定了新社会空间的技术基础。国际垄断资本开始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根本危机。

1．网络空间的直接民主

在今天，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被誉为唯一的民主形式。这是史上最讽刺的事情。数千年前被视为寡头政治标杆的选票制度竟在今天被吹捧为民主的真谛。^[21]

列宁认为，首先，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而让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其次，这样的“原始的”民主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根本在于，社会化大生产让“国家政权”的多数职能变得简单，因而不需要专业精英、技术官僚和高工资。^[22]不难得知，列宁理解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义在于两点：第一，全体人民直接掌管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第二，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提供了践行这一制度的可行路径，消除了各种官僚和专业技术垄断。如果说过去民主制度的施行还碍于时间的非共时性、空间的非聚集性，那今天网络空间和信息社会则消除了这种时空障碍。网络空间和信息社会开放、及时、互动、高速等特点为全体人民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公共平台、技术支撑。网络空间节约了民主参与成本，提升了民主参与实效，扩大了民主参与范围。网络空间必然使社会权力扁平化而“最终形成网络的直接民主”^[23]。

当然，不是说有了网络空间就有了直接民主，更不是将议会里的投票形式从物理空间搬到网络空间、由几百人扩充为全部公民就等于从间接民主发展为直接民主。而是说，网络空间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基础，即消除寡头统治、实现人民掌管国家和社会之一切事物的手段。倘若，所有人都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就会难见现代选民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的特征了。^[24]当然，如果网络空间依旧是处于垄断资本的掌控之下，那么直接民主就只能是空谈。

网络空间和信息社会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向了自我否定的虚拟经济中不能自拔，但却由此带来了直接民主的真实可能性。

2．信息时代民主计划经济何以可能^[25]

计划经济本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原则上必须施行计划经济，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必须是彻底的民主计划经济。马克思预想的个人自由联合体必须既要作为整体，又要作为联合体中的自由的个体参与到全部社会生产和社会事物的决策、管理、监督、执行等活动中，才是实存的，而不仅仅是政治选举和政治协商。为了避免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计划经济走向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须是直接民主的，且首先要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只有全民掌握的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社会生产的人民性、民主性，只有信息时代的民主计划经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

保罗·科克肖特（W．P．Cockshott）和阿林·科特尔（A．Cottrell）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信息时代民主计划经济的可能和可行性。全国或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建立在及时的信息统计和精确又庞大的计算基础上，同时根据随时变动的社会需要同步协调生产计划、产品分配等等。由此，不管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都需要非凡的计算机。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控制论经济，计划的核心在于系统调节，通过建立大数据库来实现。通过一套计算机计划系统，可以对全部经济活动做出极其详尽的规划，它的可行性在于需要向中央计算机提供大量的技术信息。既然人们对产品的享受完全基于使用价值，各项产品的生产时间又是可以计算的，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劳动力使用是可以统计的，那么，就可以基于消费需求、产品剩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劳动分配的社会计算，建立在社会总劳动时间基础上的社会总劳动价值的宏观计算。这种计算是可行的。这对节约劳动时间、合理消费品生产（包括各项工业产品的数量、生产比例等）、协调社会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实现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时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据说，京东对顾客需求和商品价格的及时统计就依靠大数据。

3．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危机

随着资本空间化的扩张，也必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扩大，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间的矛盾进一步撕裂。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应当仅仅理解为资本家个体占有，还应该包含整个资产阶级实际联合占有即国际垄断。但即便如此，也依旧不能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度之内，劳动社会化只是在间接地流行。”^[26]其实，相对于自由竞争，国际垄断资本更能有效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选择什么样的新技术并不取决于该项技术是否可以造福人类，而是其当下的利润空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垄断程度越高这种阻碍能力越乏强大。^[27]诚然，有学者提出了“社会资本主义”概念^[28]，但它依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辩证矛盾是这样的，潜在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中只能是部分地实现^[29]，而且社会生产力越是要超越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桎梏，后者便越要阻碍前者的发展。任何一种科学发明都是人类拥有的共同的知识财富——自然科学的应用；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保护却只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这种保护已经发展为一种掠夺制度。^[30]

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还表现为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虚拟化、金融化能发展成为虚拟经济，网络信息技术“居功至伟”。马克思也曾谈到过，在这样的虚拟经济中，资本发展的逻辑是如何开始反对自身的。信用制度的确加速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空间的形成，进而使二者成为新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同样，信用加速了资本内在矛盾的爆发即危机，催生了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最纯粹的、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同时，这也就转化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1]空间正义即社会主义的空间正义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