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空间化引发多元政治对抗的社会空间

作为资本空间化的延伸结果，社会空间的政治对抗是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关系和由此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投射到社会空间结构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理的现实复写。“空间体现政治现实，空间展现身份政治，空间关系表现空间政治。”^[16]正因为社会空间的政治性，所以社会空间的政治对抗才越发激烈和多元。苏贾说得好，当代社会是这样一个时代，“城市的问题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的增长诸问题已变得在政治上更具决定性”^[17]。这里的城市空间是作为社会空间范畴出现的，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进一步看，社会空间政治性造成的社会空间的多元对抗很大意义上源于劳动力空间结构的政治栅格。

（一）社会空间的政治性

在资本空间化进程中，尤其在进入以社会空间开掘为主要路径的资本空间化阶段后，社会空间不仅由资本这一经济权力主宰和形塑，也必然受到由经济权力决定的上层政治权力的布控和统治。唯有如此，笔者才能赞同前文被笔者批判过的哈维的这个观点：“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化理解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18]，把全球化、城市化、消费空间建构、网络空间开拓和其他不平等的地理学空间景观等问题视为“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19]。社会空间内含的社会性质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不是因为它被看作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客体或被理解为“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而是由于其本身“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存在物。^[20]在资本逻辑支配的全部范域中，社会空间与政治是某种意义上的内生性关系：一方面，存在社会空间的政治议题，若无政治语境、政治意蕴、政治表达等就不能理解社会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政治环境、政治决策、政治施展等也同样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空间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空间的政治性成立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空间内在于政治”^[21]。

有个问题：为什么提出“社会空间的政治性”，而非“社会空间的政治化”？事实上，更多的观点都倾向于“政治化”的提法，如有学者将社会空间的“政治性”解读为“政治化”。^[22]笔者认为这不妥：列斐伏尔和Elden Stuart的观点很明确，不是政治权力侵占了原有的非政治化的社会空间，而是社会空间本来就是政治性的。

对列氏和Elden Stuart观点的解释比较思辨：社会空间的开掘初始就带上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关系性质。我们不能说资本空间性是因为，资本本质的最深层次没有一个“空间原子”，资本空间化概念是阐述资本在空间维度上逐步展开自身的过程。可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对资本而言只能是“开掘”而不是“改造”。资本空间化对自然空间施行的是改造、形塑、“占有”，资本空间化对社会空间施行的是开掘、创造、“生产”，因为自然空间的内部要素和外在形式的流变是一个连续过程，而社会空间的内在性质和外部载体的关系却是断裂式的和革命式的。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空间在性质上是对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空间的“占有”，一种性质不能“占有”另一种性质。虽然，在经验上这的确是一个改造的过程，但在性质上则不是，自然空间就其本身而言不存在社会关系性质或政治性质问题，尽管自然空间可以烙上这样的印记，而“烙上印记”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或政治化的过程，但社会空间不可能剥离于自身本质的那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而存在，而不同社会空间的区分完全在于它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或呈现出的政治关系的性质，而不同社会性质或政治性质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空间之间，在逻辑上、性质上却是不可通约的，哪怕在经验上是循序渐进的。自然空间表现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的不同是因为，对自然空间来讲，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是作为外部力量加上去的，因而，当剥离了这层外在关系时，自然空间在性质上是可以通约的。

这就是为什么列斐伏尔对“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自身的生产”的区别强调得如此激进和激烈的原因，也是为何列氏反复突出空间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原因。我们不妨再来读读这句话：“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23]可见，“社会空间的政治性”比“社会空间的政治化”更加符合列斐伏尔本人的意思，也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社会空间已成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有效工具之一。国家政府通过对社会空间的管理行使对社会时间和意识形态掌控，诚如沃勒斯坦所说，“空间的政治生产被中心国家的权力所控制。……因此，理解在国家与空间之间起作用的权力关系是根本性的”^[24]。沃勒斯坦的观点是中肯的。因为他把社会空间、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国家权力联系起来。作为物质生产关系的政治性社会空间成为国家权力和权力对抗的场所、位置。我们知道，在一个十分强调秩序、规则、程序的社会中，社会空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自我规划，社会空间的建构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规划，社会空间的结构被表述成社会关系的秩序、社会运转的程序，并以此实现政治权力在社会空间中的自我展现。对社会空间的建构就是对社会空间的制定：国家政府的权力部门应该分布在城市空间中的什么位置，采取什么建筑形式才能体现“庄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如何设计市区街道以便于城市治理，医院、监狱、法院、警察局、学校等如何整合进国家机器，如何分配不同社会阶层对城市空间享有的权利，如何设计街道、地铁等公共建筑以利于国家暴力机构的排斥、驱逐、管理、控制、检查、逮捕等多种执法行为……对此，福柯的微观空间权力政治学阐述得十分清楚。

总之，社会空间的政治性可以表述为一种普遍的权力关系，社会空间“是被统治的，因此是被动体验的或屈从的空间，是想象试图改变和占有的空间”^[25]。

（二）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

社会空间的政治性只是对其社会性质的一般判定。社会空间的政治性还呈现出多元对抗的特点。在资本积累循环的加速状态中，社会空间及其政治结构的整体性被打碎了，其经典的宏大的社会空间格局表现为差异的、错层的空间碎片。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凸显了。

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是指，在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上，政治对抗不仅表现为过去集权制下的二分式矛盾：农民与地主、皇权与相权、经济与政治，还包含同一阶级内部的彼此矛盾和攻伐、包含由阶级对立引起的延展至阶级范畴以外的社会问题，例如，“生态主义的、反权利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主权利、地区的或性别上少数人的斗争”^[26]等以当代激进主义面孔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这些都反映出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彼此断裂和多元对抗。

列斐伏尔说过，“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众多冲突的地方”^[27]。这句话具有深刻的辩证意蕴：社会空间不在整体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地点，也就是说，其本身若非生产关系的载体，那它就不能表现自身内部的政治性多元化与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些多元化、碎片化的政治对抗就是社会空间在政治属性方面的栅格化、区隔化表现。讲得绝对一些，空间生产也就是社会空间生产，也就是社会空间政治性多元对抗的生产，多元对抗的政治性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就是社会空间作为整体成为生产关系本身的生产。社会空间不能成为生产关系的整体，就不能体现多元化社会空间的相互对立和抵抗；反之，社会空间的政治性多元对抗恰好说明了社会空间就是生产关系整体的再生产即空间本身的生产，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如果社会空间是生产关系再生过程中的局部存在，那么就不能包含社会空间呈现出的多元对抗即这些矛盾着的差异性统一。因此，列斐伏尔的观点符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www.xing528.com)

问题在于，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是否就像拉克劳、墨菲（他们是后马克思主义标志人物）所说的那样：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社会存在的本质论、社会逻辑的必然性、社会中人的身份的主体性彻底丧失了，后现代的原子化、碎片化社会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非本质”的社会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遵循列斐伏尔的逻辑，社会空间的非本质性、非必然性、非主体性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空间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生产关系的载体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这种多元对抗的后现代景观只是一个存在着的更大整体的反向投影或镜像，即世界范围内阶级划分的日益简单化和阶层划分的日益多元化，阶层间的空间对抗和对立要服从于阶级间的空间对抗和对立。

“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未能为社群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28]，因而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成为无国界化、全球化的适应新社会空间的普遍现象。这反映了现代人身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表达了身体抗争的激进式的软弱无能，但身体的无能又消解了身体的觉醒。一切坚固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都烟消云散了。社会空间政治性多元化的经济基础是庞大的劳动者内部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社会分工和工资收入决定的；分化也不只是原有社会空间的分裂，还是社会空间的进一步开拓。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的兴起，使传统蓝领工人相对减少而中产阶层相对增加。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专业化创造了错综复杂的产业链，从事这些行业的劳动者同传统蓝领工人相比，前者远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样，每一个人构成了网络生产体系中的一个位置、一个点，彼此成了短期利益相分裂甚至相对立的主体，劳动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就被掩盖起来。从事不同劳动环节、不同工作、在不同空间里的劳动、在不同环节中的劳动的人们彼此相互隔离和相互对峙。

在网络空间中，社会中下层不能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立主体之大众存在，时时处于被动和无奈的地位。他们不仅收入减少，且在社会关系上受到强烈排斥，从事工业生产的社会群体和从事服务业的社会群体、正式劳工和临时劳工、本地劳工和外地（外籍）劳工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社会上层与中层、中层与下层、上层与下层之间经济收入日益扩大。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既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又日益封闭和固化，社会管理的科层化、知识化和精英化发展削弱了现有的社会中下层向中上层流动的空间和途径，因而父母和家庭环境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遗传”，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分层”和“社会阶层的断裂”^[29]。即便在同一个社群中，这种分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分化集中体现为中产阶层的保守性与激进性、自私性和公共性矛盾。丹尼尔·贝尔认为，知识分子也分三个阶级，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技术工程师和一般教授的中产阶级，技术人员、低级教员等无产阶级。^[30]可是，倘若知识分子和大众阶层不建立起意愿和行动之间的联系，那“每一位知识分子就注定要遭受被社会隔离的痛苦”^[31]。

由此可见，当这些不以阶级范畴而以阶层范畴汇聚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就呈现出来了，它们各自的背后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社群。这个社群由多种要素构成，收入、职业、学历教育、出身、名望、职位、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公共话语等。对社会阶级差别的关注被有关对社会阶层差别的讨论替代了，每一个阶层构成社会空间的一个部分，社会阶层间矛盾和利益的冲突——社会空间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多样化——也就是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分裂，但又是作为一个整体出场的分裂的社会空间而在场。

但是，马克思视角提醒我们，关注社会阶层的前提是存在日益简化的阶级对立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是就整个世界范围即一般语境来谈的。

（三）劳动力结构的空间栅格与阶级结构的简化

因此，从世界范围即一般语境看，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对抗在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分裂，而后者的分化和分裂在于劳动力结构的空间栅格，也就是劳动力的空间布局要服从于资本空间化的整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布局，这是空间等级分工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整合经济空间结构，合理劳动的地域分工，实现一种合理的等级化空间架构，从而“准确把握空间结构整合的机制”^[32]。这样的“合理性”仅限于资本需要的合理性。事实上，空间等级分工原则造成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工作场所和劳动力供应的分割^[33]。劳动分工的精细化要求劳动力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技能，从而将劳动力分割为不同等级，要求个体劳动力高度适合某一特定工作。这样就阻碍了劳动力晋升的可能性，因为专业化的技能要求使得个体劳动力能够更换职业种类或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劳动力被固化在具体的工作场所。这是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综合效应。劳动力个体间被雇主设置的“职业墙”隔离起来，而这样的隔离已经延伸至家庭、教育、意识形态、社会机构诸方面，最终形成了阶级固化和阶级地位的无限循环。这也是资本积累循环中的当代劳动力身体积累循环的有效形式，即劳动力结构的空间栅格。

在深层次，劳动力结构的空间栅格并非物理空间区隔，而是社会空间区隔；物理空间区隔只是外在或外化形式。劳动力结构的空间栅格是一种全球性的、遍布于各种工种的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空间景观。对此，可概括为三级结构^[34]：第一等级，高薪、全职、安全、待遇好的工作；第二等级，全职、收入中等、压力普遍较大的工作；第三等级，危险的、低工资的、临时的、外包的、被边缘化的工作。劳动力的社会空间结构既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又呈现为分割的有一定秩序的制度性、体系性样态。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在现象层面就消解了，他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体被凝固在具体的某个社会空间的“点”上。劳动者的阶级身份、社会身份被高度空间化、地理化，即劳动者阶级这一“自在阶级在地理上被分裂了”^[35]。劳动者的身份同他们的社会关系一样。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出现了地方化、差异化的空间栅格现象。网络空间、全球化和消费空间制造了跨国界、跨地理的工人阶级内部的空间大分裂，无论是在阶级内部还是外部、不管是阶级内部的社会阶层的哪一个梯段，劳动力结构的差异性不单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还在地理差异方面。被空间栅格的劳动力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这些深刻的空间关系（包括物理空间关系和社会空间关系）以复杂的、栅格化的但又是网状化的方式被层级化、制度化。因此，这给工人阶级整体带来一种“空间困境”：“一个地理尺度上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也许会给其他地理尺度上的工人带去不幸的后果。”^[36]

能否由此断言，劳动者对资本逻辑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某种‘对抗’基础上的偶然性链接的结果”^[37]呢？显然不可以。不管整个劳动者阶级如何分裂和演化，有一点决定了他们如果想要彻底摆脱“异化”的生活方式就必须打破——首先要在阶级意识上——资本逻辑规划的空间栅格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关系，认识到自身所在的阶级内部条件有差异的统一，承认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但必须超越这种多元化，从而采取一种普遍一致的阶级行动。从事任何一种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受剥削者，在整个社会关系中他们均未掌握生产资料，诚然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劳动者（如高薪阶层）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入资本家阶级行列，但多数劳动者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垄断趋势日益强化的形势下，在经济危机波动的环境中，广大中产阶层、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小资本家迅速垮掉进入赤贫的无产者行列。

就工作方式看，脑力劳动的体力化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毋庸置疑，马克思的看法是对的。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随着贫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无产阶级的人口必然增加。不过，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高度单纯化不等于社会具体矛盾、社会各种关系对立的简单化，而是呈现为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元化及其相互对抗不过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投影罢了。阶级结构的简单化，为劳动者阶级的联合行动在逻辑上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现实方面，由于社会空间政治性的多元化和劳动力结构的空间栅格，又阻碍了可能性朝着现实性转化的实践。这真是一个“两难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