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路径：自然空间的价值实现

自然空间资本化可以表述为，“资本已经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大生意。”^[52]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家中，自觉将自然空间纳入空间批判理论范畴的是哈维先生。哈维不仅批判了资本空间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且在自己寻求空间正义的“社区革命”政治解放纲领中也纳入了生态正义问题。这一点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高度衔接。笔者忖度，这应该与他们都吸收了怀海特的过程辩证法有内在关系^[53]。资本空间化在其他维度进行扩张时并没有停下侵蚀自然空间的步伐。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讲，自然空间资本化为资本空间化的全部现实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是资本形塑物理空间和开掘社会空间的现实条件。这也是为何笔者并没有将自然空间资本化视为资本对物理空间的形塑和社会空间的开掘两个方面，而是将其同其他三节一起在结构上并列置于篇章中的原因。

本节从三个方面谈论资本空间化的生态路径。首先强调整个资本空间化过程的物质交换基础，其次分析自然空间资本化的内涵，最后针对“在资本创新逻辑和‘绿色需求’可以倒逼空间商品‘变绿’”的观点提出笔者拙见。^[54]

（一）自然空间是资本空间化的物质基础

今天看来，全球化环境问题在社会关系层面都是资本逻辑造成的，资本逻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资本空间化扩张过程遍布全球，而不同城市空间、地理区域的环境问题同资本权力结构、资本化程度以及资本形态密切相关。自然空间的可持续性既是人类持续生存的底线条件，也是目前人类人口多数所采取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底线前提。

“有”不可能从“无”中而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原理得知，尽管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是人类的抽象劳动，但商品的物质形式只能通过人的具体的生产劳动得以改变，而人的这种劳动过程本身还必须借助自然力量的帮助。劳动绝非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5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自然资源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即便资本空间化有社会关系形塑的内容和形式，但依旧要以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为前提，也就是说，资本空间化也是一种物质性运动。这种物质性运动就是将自然空间赋予商品形式，通过商品化将价值或价格植入自然空间商品之中。所以，哪怕是空气、自然水源、山川、未开垦的土地资源、天然草地、野生林等，虽未经过人类劳动凝结但因其有使用价值，在资本空间化过程中依然被赋予价格从而投入市场进行买卖。只要资本空间化不是一种“非物质”运动，那它就一定要消耗自然资源；只要资本空间化不能彻底实现“非物质化”运动，那它无论以何种速度消耗自然资源都不可能中断自身与自然空间的物质联系；只要资本空间化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那它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必然成比例地增加。

马克思曾考察过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这种联通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空间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换的情况。在城市化过程中，人类和自然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循环无疑会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从土地中汲取的供人们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不能顺利回归自然，土地肥力这一自然条件被严重破坏。^[56]对土地肥力的任何一种破坏都终将造成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动力的破坏。区域空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被打破了。城乡分离不仅造成了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分裂，且撕裂了生物圈，造成自然空间中土壤营养元素不能回归土地而被囤积在城市之中，并被当作城市垃圾聚集起来，既造成自然资源的营养浪费，又造成城市街道的污染、环境的恶化。这就是资本空间化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所谓消费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可算得上暴殄天物。因而，也可以在这个基本层面把生态危机理解为资本逐渐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空间之间信息物质交换的断裂。

那么，为何资本空间化的生态路径必定造成“新陈代谢”断裂呢？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家福斯特曾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批判过此种庸俗而错误的观念：资本积累循环结构中的商品经济的“非物质化”是根治一切环境问题的“不二良法”。资本空间化要以自然空间为物质基础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资本空间化过程中，服从于资本积累循环的空间化运动采取效用法则对待自己的物质基础即自然空间。资本赋予自然空间某种价格，从而将其纳入资本空间化的轨道，使其沦为资本积累循环结构这个“价值体系”的一种工具。虽然，这种“赋予”行动始终建立在自然空间的使用价值之物质前提下，但自然空间与资本空间化的“有用性”却绝非自然属性，完全是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因为利润。以使用价值为基础，但其目的是交换价值。借用福斯特的话讲，“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全球变暖和荒漠化都是变相的福祉，它们只是增加了私人财富扩张的可能性”^[57]。“当代环境难题的根源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大和错误导向”^[58]，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本源性与对象性存在的自然空间彻底沦为人类的奴仆。在黑格尔“主奴式”哲学认识论中，“人类中心主义”占据着绝对的主宰地位：在资本逻辑的驱迫下，资本及作为资本统治世界的能动工具——人，不顾自然空间的发展规律和自然空间的修复能力肆意妄为地占有、破坏、控制和统治自然空间。自然空间天然的使用价值被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的交换价值遮蔽了，即自然空间资本化了。

（二）自然空间资本化的内涵

在生态学、环境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中，高频谈及的是“自然资本”。这一概念源自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但该报告并未直接使用“自然资本”而是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密切联系起来，使用生态资本概念。^[59]“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概念于1990年正式提出。Pearce和Turenr在他们合著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模仿主流经济学中有关生产函数中的人造资本概念提出了自然资本概念。^[60]可是，他们的定义并不明晰，而是基于描述视角做出了一种功能性解释，即任何能够产生具有经济价值的生态服务流的自然资产都是自然资本，并给出一些具体例子，如石油、大气碳循环、热带雨林、海洋与河流鱼类、草原、臭氧等等。^[61]随后一些理论家都在不偏向这个意指的前提下做出了有区别的界定。

有学者将“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概念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直接等同起来，企图在生态环境学的范畴内超越把自然看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将其视为一种可以保存、投资、更新的可重复利用的资本。^[62]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极其隐晦的逻辑预设：将自然看成资本，通过资本管理和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让资本“变绿”。虽然资本概念本身在不同学派那里具有不同界定，但这并不妨碍依据自身学派理论来论证自然资本的概念是成立的这套逻辑，如考察自然资本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流的大小、风险结构、产权关系和物质形态的特征等^[63]。也有学者从产权和稀缺性的角度进行阐述，认为在狭义层面可以将自然资源的价值理解为自然资本^[64]，但应该明确它的产权：那些稀缺的自然资源通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为其产权所有者带来价值，能够为其创造利润收益，即自然资源。^[65]从这些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得知，自然资本概念三条公约性内容：绿色发展、产权明晰（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和利润增值。

依葫芦画瓢，“自然资本化”（Capitalization of Nature）^[66]可以理解为，明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将其按照企业营利的原则、采用资本经营、资本管理的方式进行运作的过程，即把生物物理环境（自然）、非工业化经济以及人类社会领域（人类）作为商品资本库（Commodity Capital Library）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在市场买卖的财产的经济过程^[67]。即便是自然资源在所有权上属于国家或集体，但私人资本依旧可以通过向所有者购买经营权进行开发和使用，并把购买费用当作资产，通过利用开发算到经营成本中，通过生产出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买卖所获得的收益中得到补偿。^[68]概述之，自然资本化就是把一切可以商品化的自然要素统统纳入资本积累循环的体系之中，把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本身简约化为一个巨大的商品资本库，通过市场交换以获取利润和交换价值。

对比有关自然资本和自然资本化的三条公约性内容会发现：第一条，后者没有提及自然资本化的生态问题；第二条，所谓产权明晰是指私有化产权明晰；第三条，两者完全一样，都是为了利润。

提出“自然空间资本化”是因为，资本空间化在生态维度上的扩张不仅造成了生态问题，还造成了生态方面的社会空间等级问题。这一表述是沿着列斐伏尔“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一空间批判视角展开的，在自然资本化概念的基础上增添如下意义：不仅是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等自然空间中的各种要素（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要素具有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性”，但有些学者并不强调这点），而且自然空间本身都成为可增殖、可营利的资本，自然空间就是一个巨大的商品资本库，自然空间资本化就是让“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69]、服从于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自然空间资本化的含义，首先不直接关涉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去讨论）；其次，资本概念本身并无生态内涵，因而生态内涵不会包含在自然空间的资本化含义之中，不是资本的生态化，而是生态的资本化；最后，资本空间化在生态维度上的扩张即自然空间资本化是资本空间化运动的底线，因为整个地球被纳入现代西方经济学范畴中进行成本估算，在地球上的所有自然空间都被资本化、商品化、利润化，因之在生态方面也形成了社会空间的等级制。

自然空间资本化在生态方面造成的社会空间的等级制是常见现象，例如前文我们谈到的“郊区化”运动，中低端制造业的全球空间转移，富人区的别墅与穷人区的贫民窟，通过对公共环境空间增收费用来控制享受（消费）的人群结构和人流量，通过买卖污染许可的方式转移污染成本，将大量资本投向那些更有经济支付能力、消费更为生态绿色国家地区、城市空间、社会阶层，从而把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城市以及中下层劳动者排挤出去。每个人都是自然的孩子，每个人平等地享受自然环境的恩赐，这本应该属于“天赋人权”的应然范畴。可是，自然空间资本化后，自然空间就从属于资本，它的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它的自然属性从属于社会属性、它的生态逻辑从属于资本逻辑、它的本真价值从属于工具理性，归根结底它的一切从属于利润。由此，平等地享受自然恩赐的“天授人权”被强制剥夺了。通过自然空间的资本化，资本制造了人们在生态空间中的以资本和利润为导向的社会空间的等级制。

围绕着生态日益恶化的现实，有学者试图从空间生产角度提出潜在的资本逻辑的生态性质。显然，这个问题既同生态有关，也与空间有关，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三）自然空间资本化的反生态性

哈维和福斯特在生态问题上都秉持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哈维认为，“我们环境困难的产生是这种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是依附于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的结果”^[70]。福斯特是世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手人物。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态问题的基本主张。如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受到诸多质疑一样，这一基本观点也受到质疑。

在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资本逻辑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这两极间存在大量的折中主义观点，如资本主义国家中主流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非物质化”^[71]（dematerialization）趋势和高效清洁的新技术的采用^[72]，主流环境经济学家的核心观点被挪移到空间生产理论上。有学者认为，虽然资本逻辑同生态逻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资本可以成为生态建设强劲的历史助推力，因为资本逻辑虽在工业时代以逐利为目的破坏了生态环境，它曾经是反生态的，但在资本创新逻辑的指导下，通过高新环保的技术路径、生态集约的产业路径走一条“生态资本主义”的道路。^[73]进而有学者认为，目前人类遭遇的生态危机只是资本运动同具体的工业生产方式这一特定形态结合的阶段性产物。在当代，资本逻辑同空间生产（后工业生产方式）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异质化、特色化、高技术化、生活化以及市场化”特点的“空间商品”^[74]并进入人们日常的消费生活领域中，而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必然要挤占市场空间，从而以市场空间为导向的资本在自身创新逻辑的推动下会生产出高额利润的、生态的“空间商品”，因之，资本随着自我扬弃的辩证发展会从无到有地衍生出“资本生态逻辑”。^[75]

在笔者看来，这种折中主义观点在根本上承认了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生态性质，或至少反对了马克思、哈维、福斯特所主张的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的观点。既然自然空间资本化是资本空间化的生态路径，该路径首先涉及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其次关乎整个人类存续的底线空间，因而必须考察自然空间资本化是生态性的、非生态性的还是反生态性的这个关键问题。

第一，自然空间资本化显然是资本对自然空间的干预，随着资本空间化历史的发展，干预的具体形式也相应地在变化。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有人认为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可以变绿的，自然空间资本化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一方面，干预机制有了新变化。因为，在所谓的后工业时期（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以降）在实施粗暴的干预前，会先“给地球估算成本”^[76]。首先，将自然空间及其内部要素从整体循环的生态系统中分割出来，并将其转化为明码标价的“生态商品”；其次，通过构建供求虚线估算这些商品化的自然要素的市场价值并予以定价，环保经济学家通过市场机制确定一种既生态又可最大营利的环保方案；最后，以此方案为基准，利用市场经济、法律政策调整“生态商品”的市场价格，并扩大“生态商品”的来源空间和销售市场空间。^[77]另一方面，干预手段得到了提高，要么是新技术导致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提高、单位耗能减少，要么是发展出一种对环境危害较小的替代性新技术。这是提及的通过自然空间资本化可以实现变绿发展和“空间商品”变绿观点的两个最根本的理论基石。问题是，这两块基石并不牢靠。（至于“绿色消费需求”倒逼资本创新的“绿色化”的观点是如何违反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就不用多说了。这在本章的“消费空间”部分已经阐述过了。）

第二，干预机制的新变化是资本对自然空间享受的垄断地位的直接反映。核算自然空间的经济预算、经济成本并将其纳入市场经济机制中的现实前提是生态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了，当生态问题并不严重的时候，自然空间并非“稀缺资源”，对石油、煤炭、矿产、空气、水、森林、草地的开采无需经过经济核算，自然资源到处都有，只需尽情利用开采就行了，且那时候垄断资本并未形成，因而资本不可能对全球所有资源进行估算。但现如今，自然空间已经是“稀缺资源”即生态危机相当严峻了，却要对自然空间、自然资源进行核算，按照营利的市场机制参与环保，问题是深受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生态危机之苦的普罗大众在资本面前、在营利的市场机制面前是“赤裸状态”^[78]，自然空间成为利润的仆从，要服务于后者，这就体现了资本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强化自己对自然空间的垄断性占有地位。资本逻辑与生态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尤其是非营利性逻辑根本对立。当然，在技术层面引导资本投资生态建设，作为局部的、片面的、暂时的生态建设是可以的；但在战略层面进行引导，作为全局的、整体的、系统的生态建设是不可以的。并且，技术层面的引导要以牺牲其他自然空间和其他阶层利益为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先进城市空间的生态可以变好的同时，半外围、外围地区的国家与城市空间的生态却在恶化的原因，也是印度的恒河会燃烧、南极的企鹅肚子中有铅汞等重金属的原因。

一句话，由于自然空间已有成本价格，甚至是垄断价格，那么贫穷者无法购买绿色资源。干预等于资本垄断。

第三，“空间商品”可以“变绿”的观点的核心支撑是新型技术的发展。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是否绿色或是否更加绿色，而在于技术的资本化使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关系的变革奠定物质基础，但把社会关系的变革寄托于技术就不对。新技术的出现完全在于资本兴趣，如对科研的投入、对某种新技术采取推广态度还是封杀态度，在于营利的多少、不同资本之间的博弈（譬如，有机农产品与转基因农产品）等。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开始发生阻碍作用了。对于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率是否就一定有利于生态，“杰文斯悖论”已经给出解答。“空间商品”“变绿”的观点还将这样的观念假定为既成事实，即“空间商品”不同于“工业商品”的地方在于前者有“非物质化”生产的趋势，而这个趋势违背了物质交换是空间生产的“第一原则”。

第四，在这里有一个逻辑转换的同义互指：在根本上，如果资本逻辑不具生态性，则定具反生态性，而不可能是中立的“非生态性”，因为资本逻辑的无限性与自然空间的有限性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总之，研究资本空间化问题应该也必定要研究自然空间资本化问题。哈维寄寓空间批判理论中的生态思想不仅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有益补充，也是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益发展。

【注释】

[1]［法］列斐伏尔：《空间、空间的生产和空间政治经济学》［J］，李春译，《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2年第2期。

[2]［英］卡萝塔·佩雷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3]［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6页。

[4]“福特主义”被广泛理解为一种标准化、规模化的“刻板”的资本积累方式。不过，法国调节学派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意味着一种“民主化”、“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创建。就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主化”、“大众化”消费方式而言，“福特主义”同“第五次技术革命”兴起的“后福特主义”的差异其实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同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差异大。

[5]赵景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发展趋势》［M］，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6]［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M］，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1页。

[7]参见赵玉林等：《技术资本化的意义和途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9期。

[8]［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M］，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1页。

[9]参见王琳：《技术资本化运作的法律思考》［J］，《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10]蔡来兴：《推进智力资源资本化》［J］，《中国科技产业》2003年第4期。

[11]［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12]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毁灭的创造性精神”概念，这个概念被熊彼特改造为“创造性毁灭”，用于描述技术革命的矛盾性质。

[13]See 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2000．

[14]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C］，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16]［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M］，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17]［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M］，王志弘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02页。

[18]Peter Dicken．Global Shift，3d ed．New York：Guilford，1998，p．5．

[19]［美］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M］，张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20]［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M］，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21]参见［美］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M］，张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22]［美］大卫·哈维：《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城市重建》［J］，董慧等译，《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26]“郊区化”始于20世纪初，“二战”以后在先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十分流行。它指这样一种现象：经济富裕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级逃离城市、迁往市郊生活。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郊区是与城市分割的社会运动，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分割，还是社会阶层上的分割。参见《城市发展：起源、变化和前景》［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www.xing528.com)

[27]［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M］，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28]［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0页。

[29]［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3页。

[30]［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31]［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32]［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100页。

[33]［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34]［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0页。

[36]［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6页。

[3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6—122页。

[38]赵景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发展趋势》［M］，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153页。

[39]详见顾纪瑞：《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特征和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3期。

[40]参见申俊霞等：《符号化的空间与空间的符号化》［J］，《人文地理》2012年第1期；张敏等：《基于日常生活的消费空间生产：一个消费空间的文化研究框架》［J］，《人文地理》2013年第2期；曾晓玲等：《消费空间的生产及其基本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1期。

[4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R］，2015-09-09。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dzswbg／201509／t20150909＿52821．htm

[42]另两大趋势是经济增长的停滞和资本垄断的强化。

[43]［美］约翰·B．福斯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C］，刘元琪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变化与结构性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44]［美］约翰·B．福斯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C］，刘元琪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变化与结构性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45]高峰：《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J］，《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4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22—323页。

[47]［法］朗西埃：《政治的边缘》［M］，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48]［法］朗西埃：《政治的边缘》［M］，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49]［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93页。

[50]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 by Sacha Rabinovitch，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179．

[51]汪民安等主编：《福柯的面孔》［C］，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456—457页。

[52]［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李隆生等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56页。

[53]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吸收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自然世界就是一个过程，物质实体是过程的产物。当然，从哈维过程辩证法的理论源泉看，除了怀海特，还有马克思、莱布尼茨、奥尔曼、戴维·玻姆、理查德·莱文斯、理查德·莱旺顿等思想家、科学家的相关理论。

[54]本节主要观点源自拙文《资本生态逻辑的后现代幻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页。

[57]［美］约翰·B．福斯特：《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J］，张永红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58]［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59]刘平养：《自然资本的替代性研究》［D］，复旦大学，2008年，第23页。

[60]朱洪革：《国外资本自然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2期。

[61]D．W．Pearce，R．K．Turner．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52．

[62]Adam Fenech，Jay Foster，Kirk Hamilton and Roger Hansell．Natural Capital in Ecology and Economics：An Overview，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2003（86），pp．3-17．

[63]杨充霖等：《自然资本的起因、含义及问题》［J］，《求索》2006年第4期。

[64]VOGT W．Road to Survival．New York：William Sloan，1948，pp．129-157。

[65]姜文来：《自然资源资产折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66]F．Magdoff，J．B．Foster．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http：／／monthlyreview．org／2010／03／01／what-everyenvironmentalist-needs-to-Know-about-capitalism，2010-03-01．

[67]［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68]沈振宇等：《自然资源资本化研究》［J］，《生态经济》2001年第3期。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5页。

[70]［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71]［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72]［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73]任平：《生态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生态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74]“空间商品”概念，详见庄友刚：《空间生产的当代发展与资本的生态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对这一概念的解析，参见拙文《资本生态逻辑的后现代幻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75]庄友刚：《空间生产的当代发展与资本的生态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76]［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77]［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9—20页。

[78]“赤裸状态”是笔者化用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