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物理空间：全球空间、城市空间与身体空间

尽管列斐伏尔十分强调空间的社会形式，但空间的物理形式依然是资本空间化的重要路径。这在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中十分明显。在资本化技术的推动下，资本空间化的物理路径可以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即全球的、城市的和身体的三个维度上展开。这三个维度彼此关联：城市化是全球化的内在环节，全球化必然引起普遍的城市化运动（不能反过来讲）；身体空间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过程。当然，无论是全球的、城市的还是身体空间，在这个已经建构起的网络社会中，物理形式的同社会形式的空间之间不会泾渭分明，物理空间的重构始终伴随着社会空间的开掘。即便如此，二者的基本区分还是必要的。

（一）全球空间

全球化早已是学界和公众熟知的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却莫衷一是^[13]。笔者认为，在广义上，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开启的500年来的空间化历史进程；在狭义上，它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启的资本全球扩张的特定时期。整体而言，500多年前的“地理大发现”，一方面强化了世界的整体性，一方面推进了对世界进行精确地理空间划分的积极性；国家的“边界”概念被重新界定，国家疆域从模糊变得清晰，从粗略变得细致。^[14]这是资本主宰的社会对世界的空间规划。

广义上的全球化可分四个阶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5]时期。这一时期，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地理大发现开始了全球性的商品贸易和奴隶买卖，启动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第一步，欧洲的封建制度在重商主义的冲击下开始松动，资本空间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正式出现。第二，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把资本主义推进到自由竞争的时代，让资本积累更加渴望统一的国内市场空间和更为广阔的国外市场空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事件是，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爆发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取得的政治成果经拿破仑战争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英国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作用在前一节已经阐述。第三，从公司制度演进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治国家主导建构起了世界市场（世界殖民）体系，核体系得以巩固并发展为这一形态下的最高阶段。因为，民族国家体系不仅表现为帝国之间的争霸，而且表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以政治国家、民族结构和地缘空间的形式出现。这一阶段经历了第三、四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第四，狭义上全球化阶段即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的时期。这个阶段最关键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概念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实现了战略上的真实意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本空间化从地理空间、民族藩篱、政治隔阂、文明冲突等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民族国家阶段过渡到跨国家阶段，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层面的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势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形成。就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而言，它进入了自己的高峰时期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16]资本全球化扩张在两个方面为自己开辟路径，一个是地理空间扩张，一个是以地理空间为依托的资本空间化程度的加深。地理空间扩张主要体现在广义上全球化的前三个时期，而这三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即地理空间的不断发现和商品倾销在国外市场的不断扩大，笼统地讲，就是商品化逐渐向那些前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侵蚀的过程。该过程经历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后来的金融资本的早期阶段，不过这一过程并没有普遍开启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因为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更倾向于地理征服和领土占有，并没有给后进地区带来成熟的工业体系。由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全球空间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框架中，但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依旧保持着不成熟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这种空间现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论述的事实基础，是资本全球化在广度上的即地理空间方面扩张的结果。第四个阶段的全球化以整个世界的地理空间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空间重组实现资本空间化的深度扩张。同时，资本逻辑延伸到先前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范畴的部门、产业之中，如公共卫生、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科技研发、知识应用、私人生活空间。此次全球化扩张更加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机系统和内在组织，而非单纯强化量的扩张。的确，按照列斐伏尔的意见，此类资本空间化更偏向于社会形式方面的程度的加深，但它仍然要建立在“资本的自由地理循环”^[17]的基础上。因为，从资本全球积累的角度讲，“自由地理循环”集中于三个方面：打破区域性的政治空间即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区域性功能，资本的全球空间流动，劳动力的全球空间分布。

首先，第四阶段的全球化显著不同于前面三个阶段的是，分殊有别的地理要素所造成的民族国家在各自内部形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循环模式，再由各个彼此相异的国民经济体系构成资本主义的世界景观，而其经济关系的有机性完全按照地理和政治势力的差异分界而治。

这是资本主义殖民时代的全球化特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新自由主义期间，整个世界逐渐演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元对立格局，政治空间的划分同地理边界高度重合。即便如此，两大阵营内的经济体系依然高度依托民族国家这一政治载体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黏合”，进而形成了两种性质的经济系统，也就是“肤浅的一体化”^[18]。

可是，第五次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冲破了政治空间的隔离，世界经济的整合首先在于地理空间，同时也是政治空间的整合；其次，原来的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经济体系被打破了，它们经过重组、并购等方式融合到全球资本积累循环的模式当中；最后，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循环模式使整个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不再局限于某地或某国内部，而是世界范围的分散化、分片化，但这些过分细碎和链条化的过程又在整体上体现了全球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功能，因而在资本的循环积累模式中，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经济载体渐次沦为跨国资本的地方性部门，在经济方面不再发挥完全自觉的主权作用，而是发挥着国际垄断资本下的区域性功能。汽车生产不再是在某国完成后卖到其他地方，汽车制造本身就具有跨国性，零部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组装也是如此，管理和销售服务则更具有全球性，因而任何一辆汽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某国”产品。这就是“深刻的一体化”。

其次，资本的全球空间流动。显然，全球地理空间的重组和世界政治空间的整合为产业的全球空间流动提供了必要前提。不过，单凭“资本的空间转移并不能长期而稳定地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19]。因而，资本在全球空间中，把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和国家，掌握高新技术并迅速占领产业链顶端，同时向中心地区和边缘、半边缘地区扩张，大量外包和转包生产实践，建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跨国家地区的商业联盟，将连贯的生产工序进一步专业化和细化，分解与分散到全球既有水平的又等级严格的经济网络结构中。转包和外包本就是资本空间流动的形式之一。这种“离岸生产”已不局限于工厂的搬迁、不再是单个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它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存在方式，从生产到销售、从专利使用转让到地方代理机构，形成了全球商品链。每个空间位置、每个时间节点都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商品链的其中一个环节。资本的地方循环既是区域经济的内部运动又是资本全球循环的有机阶段，前者循环不具独立性质，因而成为资本全球空间流动周期的一个部分。地区资本和以地区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的空间流动不复存在，受地域限制的资本被跨国流动的资本消灭掉，资本的全球空间流动创造国际联合的垄断资产阶级；其另一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劳动力全球空间分布景观，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资本—劳动关系”^[20]。

最后，劳动力的全球空间分布。这种“全新的资本—劳动关系”使资本的全球空间流动性迅速加快，可对应的劳动力却形成了在全球空间中的二元格局。资本的全球空间流动并不必然同比例地引起劳动力的全球空间流动。劳动力的二元格局同第五次的技术革命紧密相连，因为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高精尖的信息技术占据了全球商品生产链的顶端，并借以各种有效措施保持这一技术优势，同时将低端产业转移至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国家，摧毁了这些地区和国家以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通过世界市场空间范围内不平等交换汲取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贫困率进一步上升，贫困数量不断增加。当然，即便是中心地区和国家的劳动力依旧是二元格局，且随着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在贫困率和贫困数量方面依旧逐渐升高。这是一个内置的双重二元格局。这就是劳动力全球空间分布所采取的二元分割的新的空间形式：在多层次的转包体系中，低层级和高层级生产被分离到了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21]

（二）城市空间

城市是被资本反复改造、构建的物理空间，一个城市的兴起和衰落决定于资本对它的兴趣。处于资本全球空间流动的当代的城市化更是如此。因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中吸收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手段”^[22]。由此，城市化也就是资本侵蚀与侵占、控制与统治城市空间的历史实践，是在中观物理空间层面上资本空间化的历史实践。城市规划、城市景观、城市符号、城市消费等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城市化进程服务于资本循环的积累模式；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创造与再创造都以资本积累和市场利润为最终原因，也以此为最终目的。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过程性的结果，城市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也是资本积累形成的聚合经济在空间上的结果，将城市化进程纳入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会发现，城市空间的这种性质贯穿始终。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可以界分为三个宏观阶段：市民社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去工业化时期。这三个阶段并非在每个城市都按照线性的方式相继展开。城市发展过程总体上经历的阶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历史界分是一致的。三个时期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相应的工场手工业城市、大工业城市和晚期资本主义去工业化现代都市。

日益发达的商业往来使商业资本家手中积攒的货币越来越多，跨地区、跨城市的贸易空间不断扩大，扩大的交往又促进了各地区、城市产业部门和分工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场手工业中纺纱机械的出现加速了中世纪时期行会手工业的衰落，加大了商业往来对国内外市场空间的需求，由此打破了地理方面的空间局限，城市的聚合经济和积累资本的社会功能开始凸显。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城市显著区别于中世纪城市：生产和分工的等级性被消除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增加了，人身依附的封建行会宗法关系消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范畴的雇佣劳动关系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胚胎的形式开始萌发了。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造成其所在地农村的衰落和它自身作为经济中心崛起的事实。不过，就像种子要发芽生长一样，建立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城市也必然要发展为“他物”。这种发展表明城市化就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23]。(www.xing528.com)

机器大工业生产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运动的加速器，它不但进一步破坏了“自然形成的城市”^[24]，还摧毁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25]的城市。第二、三、四次技术把整个世界拖入了工业化阶段，大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业化使大量工厂集中在城市。在这里，不仅有工业生产、贸易交往、市政交通，还有金融平台、房产地租、娱乐消费。一个大的工业生产地就是一座现代城市，大工业城市就是人与自然间进行物质信息交换、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集散地。城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城市空间的共享性与公共性、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统统卷入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物化竞争当中。一方面资本、劳动力、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市场、社会关系及其冲突等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城市的社会经济功能得以最终确立，并使城乡发展在空间维度上的断裂和差距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就城市内部而言，它的空间面貌也不断被改变和形塑，地理位置和区域优势造成了级差地租并吸引着不等量资本的集中。因此，在自由流动的资本的塑造下，城市内部空间发展也是不平等的，等级化和栅格化是资本逻辑宰制下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城市空间的等级化、栅格化现状做了详尽考察。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化城市——伦敦、曼彻斯特、底特律等等——都要以大工业生产作为坚实基础。

在资本全球空间流动的背景下，去工业化城市的兴起、金融化、都市化、消费社会是资本空间化历程的一种必然现象。虽然利润量随着工业生产总量的增加而增加，但第二章业已论证这是一个加速度减少的加速运动即利润率下降、利润量增长，由此工业资本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已经给中心地区造成的巨大环境灾难这个倒逼性因素）其中也包括所谓的“郊区化”^[26]运动。将那些工业生产，特别是有污染的工业生产迁出城市，或将富裕阶层迁往郊区，另兴都市，从而实现城市空间发展的去工业化。可中心地区的城市依旧是全球空间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因为这些城市虽不以工业产值的多少推进自己的空间改造，但以垄断性质的金融资本为中心。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定义清楚地解释了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统治性质。并且，哈维“三级循环”空间批判理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极为明晰。金融资本在当代是一切地区和国家（包括半外围和外围）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为“金融资本对工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施加霸权性权力的资本主义内在转化过程”^[27]。金融资本已全面接管了统治世界的权力，而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尤甚。在哈维看来，金融资本对去工业化城市建构的作用在于：第一，直接支配了先前城市中的工业生产情况，并支配了这些工业生产的全球空间流动和对工业生产的剥削性积累；第二，催生了新的社会消费形态和社会需求（可以理解为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思想），进而形塑和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第三，金融资本把整个物质形态的空间要素，例如不动产、建筑、歌剧院、商业街、未开垦的土地、自然资源、历史古迹、饭店、房地产、文化符号等一切要素金融化、虚拟化，使得真实的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严重脱离其工业生产活动，通过不平等交换（特别是世界市场空间体系内的不平等交换）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积攒资本、积累基金，从而比传统产业资本更能赚取剥夺性积累。这便是去工业化城市的空间形塑。

（三）身体空间

即便在哲学层面，身体空间也构成了人类生存论意义上的“最初位置”。身体空间是人类生存和认知结构的一部分，不仅人的身体是整个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28]。身体不单是个人存在和政治生活的最隐秘之处，且还是其他一切空间的“情感小宇宙”。^[29]在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中，身体空间是其重要维度和建构基石，“占有”和“生产”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对身体的“占有”和“生产”。这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衔接起来：活的身体空间是整个资本积累，且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可以延伸出，活的身体空间也是整个资本空间化的最终根源之结论。所以，资本空间化在全球空间和城市空间重塑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以微观层面上对身体空间的重塑为基础。丹纳·哈拉维在《社会与空间》中谈到“身体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积累策略”^[30]，毕竟两个积累过程——人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是不可分割的。问题是，资本如何对身体空间进行形塑呢？

在资本积累和资本空间化进程中，身体无非是一种可供资本不断剥削的特殊商品而已，作为可以带来无限增殖的活的劳动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自然生理基础上的无限循环的过程。由此，在资本积累的循环模式和不断空间化扩张过程中，必须思考“任何有关当代身体特征”^[31]的问题，身体不仅是一种被资本逻辑这一外部力量所形塑的被动实体，且在反抗资本的社会运动中有重要的革命作用。

第一，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对身体的“规训性”消费。劳动力作为身体机能的自然能力在复杂的资本主义分工中严格控制自身活动的时空节奏，这使劳动力习惯和适应、服从和依附于生产场所中的文化习俗、规章制度。但资本对身体的形塑是自相矛盾的：它既需要流动性强、灵活度高、技能操作熟练化的“自由身体”，它又需要身体对资本卑微的服从，没有自我意识的“机械身体”；^[32]它既渴求源源不断的健康身体，又不断制造病态的身体和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资本论》第一卷有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对身体的侵害和压榨。矛盾根源是，身体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唯一来源，身体处于就业和失业间不过是因为劳动力的自由买卖而已。所以，资本对身体形塑要通过身体的商品化来实现。

第二，可变资本的买卖。资本通过“原始积累”让劳动者的身体“贫困”成为长期的既定事实，从而令后者不得不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社会存续的制度基石即雇佣劳动关系。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保存劳动者这个生理机体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资本积累循环中成为资本接管劳动者身体、“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33]。

第三，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一方面是各种物质财富、服务构成的暴殄天物的“消费和丰盛现象”^[34]。身体陷入了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景观社会泥潭中；另一方面，环比的相对贫困度，甚至是底层产业工人和半外围、外围国家地区的绝对贫困度都呈上升趋势。

第四，就统治于资本积累循环中的“肉身”而言，依旧是反抗资本微观而又基本的物理空间，争取最低工资、争取改善劳动力住房条件、争取资本对身体损害后的合理补偿、争取日周月合理的劳动时间长度等等，都是身体政治学必须关注的基本方面。

当然，对身体空间的分析要放在阶级视角中才是合适的。这一点，马克思和哈维是一致的，但区别于列斐伏尔和福柯对身体空间的分析路径。因为，在资本积累循环的模式中，身体的生产、消费虽然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生产与生活私人现象，但必须将其放置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层面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原理，不然必定落入资本逻辑的圈套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35]牲畜并不会因为自己从主人那里享受到了美味佳肴和舒适圈所就能改变自己作为主人生产资料的本质和关系。

当然，这里考察的内容必然涉及后现代的女权运动、同性恋以及性、身体等问题。但这些更多的是作为资本空间化的文化后果和社会后果出现，因此一切有关身体空间在资本空间化，特别是资本全球流动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所遭遇的个体困境会在第四章分析，且分析不仅涉及身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还包括在消费和其他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严重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