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空间化的技术背景
技术的长足发展,特别是带有革命性质的技术的长足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个判断对资本空间化依然正确。“生产力的飞跃,使得生产空间才真正成为可能。”[1]列斐伏尔的判断得到了广泛证实:哈维认为的资本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鲍德里亚探究的消费社会、卡斯特讨论的“流动空间”(网络信息空间)、福斯特分析的自然资本化问题、大卫·科茨等人探讨资本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等新现象都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集中凸显出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已对此做出了杰出的理论分析,并给予人们启示:第一,分析资本空间化的具体路径必须首先分析资本空间化的当代技术背景;第二,虽然资本空间化问题在当代才凸显出来,但这个问题却伴随着资本自诞生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需要考察整个技术发展史。
1.第一、二、三次技术革命
依照卡萝塔·佩雷丝的意见,前三次技术革命分别是1771年开始的产业革命、1829年开始的蒸汽和铁路时代、1875年开始的电力、钢铁和重工业时代。[2]这三次革命都发生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它们为资本空间化的第一轮世界扩张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毫无疑问,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形塑自己的基础设施空间和劳动组织空间。
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了机械化纺纱工业和生产动力机器的机器。不同于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是,手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成为这种生产的主要方式,由此生产出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方面,还未同第Ⅱ部类进行太多交换。因而,此次技术革命集中体现在工厂生产空间的扩大、运河水道的改造、公路运输的建设和水力疏通。在整个自由竞争时代,第Ⅰ部类的资本积累都要高于第Ⅱ部类,直到20世纪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为止。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了蒸汽机和铁路。资本积累、产品生产、市场扩张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明显呈现出集群和加速效应,现代机器大工业真正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得以确立并迅速发展,网状铁路与邮电运输系统从英国延伸至欧洲,大型港口、仓库和航行世界的轮船的出现等。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生,进而在整个欧洲,最终扩张到世界各地。第三次技术革命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继续,可以视为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道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全面展开,法、德、美等国家后来居上,生产和销售在世界范围形成规模化、垂直化、标准化的经济体系。世界市场空间逐步形成的、此次技术革命引发的普遍的电力化都对资本有机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产生了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3]。因而也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自由竞争开始走向进一步集中,托拉斯、卡特尔等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运转。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部分征兆已孕育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
2.第四、五次技术革命
第四次技术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福特主义”[4]。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剩资本和第Ⅰ部类进入第Ⅱ类。其技术支撑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广泛应用:石油、汽车、化工合成商品、生活电力电器、拖拉机、飞机等等。虽然这发轫于美国,可很快传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从此,一切公共领域、个人空间、家庭生活以及农工业和第三产业都被纳入工业化进程中。在这里,已经显露出列斐伏尔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空间生产”现象:社会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政治化与集权化、职能的专业化已经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显露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容量的规模化、大众市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大城市的中心化与郊区化(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全球化和城市化)有了尖锐的对立形式,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区域化以反殖民、反侵略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空间景观采取高度政治化的形式在场。从资本空间化的角度看,因为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社会主义苏联(包括“二战”后建立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退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空间,资本空间化运动的整体范围不是扩张了,而是压缩了。这形成了一种外部空间要素逼迫性动力,进而加速推进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内部市场空间的整合与重构。这也是引起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因素之一。
第五次是一场由计算机和微电子、远程通信、传感遥控、核能和生物科技等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引爆的信息革命。相比于前四次,特别是前三次技术革命而言,信息革命不仅在物理空间上重塑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开掘了整个人类生存的社会空间,不但把传统的社会空间分化和细化,更通过网络平台和信息交流搭建了一个虚拟又真实的社会空间,“网络化、多媒体化直接推动了文化产业、娱乐产业、商业交易、金融等产业的迅速发展”[5],每种产业都构成当代社会的空间存在形式。信息技术建构了一个形式上更加多样性、自我调节能力更具适应性和流动性的非集权化的网络结构,这个网络结构分散且灵活、专业化又一体化,以迅捷的信息通信系统将庞杂的小型组织有序地整合到世界体系当中,在进一步强化国际资本联合和不改变地理空间不平等格局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联合互动,内向型和外向型的扩散与聚合,集中的规模化和细分的专业化生产的融合,以及工业生产的单一化(集权化的一体化)和工业生产的多样化(非集权化的一体化)等有机统一。这就是有高度弹性的“后福特主义”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对前一次技术革命的辩证扬弃,体现出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的加速效应:技术创新具有积累特性,是这种特性引起了技术革命[6],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第八章专门讨论了技术革新的加速度问题。从狭义上讲,列斐伏尔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针对的“社会空间”就是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在广义上看,这个产物应当有更加长久的技术背景,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空间化的技术背景。
(二)科学技术资本化是技术革命与资本空间化的中介
技术革命与资本空间化运动的紧密关系使人容易忽略这一带有社会性质的问题:确切地讲,是技术革命的资本化才推动了资本空间化运动。有学者认为,技术资本化是一个发生于第五次信息革命以来“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时代的事情[7]。诚然,资本空间化扩张的物质基础的确由技术革命引起,但是,在技术革命和资本空间化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即技术资本化。这个“中介”如此重要在于,技术资本化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逐利过程中资本的选择。因为,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技术资本化得到推广和产生社会革命效应;同样也可能不被资本选择即没有技术资本化的过程而被淹没。后者可以成为资本作为社会力量和社会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种事实确证。技术资本化也就是资本基于自身增殖本性进行选择、应用、发展技术的过程。资本在该过程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随着垄断程度的提升而不断提高,因之,技术发展的革命性就必然受到垄断资本的妨碍和阻挠。(www.xing528.com)
因此,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否被广泛应用,进而形塑与创造新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完全在于技术资本化运作程度的高低。在理论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成为利润率急剧上升和市场空间快速扩大的增长点,从而可以吸引大量资本注入并导致资本在新技术方面的积累。不过,技术革命能否在社会经济方面引起巨大的规模效应不能只取决技术本身,更在于资本选择。事实上,新技术并不一定能产生巨大利润,继而吸引大量的资本投入。我们看到,第四次技术革命引起的资本空间化扩张和空间的改造、重构主要在于汽车和住房等产业的兴起[8]。这两个产业的生产和销售繁荣才带动了此次技术革命中的其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如石油、化工、油漆、玻璃、电池、公路、城市规划、家用电力电器等。因此,并不是技术革命本身会导致其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占有”和“生产”,只有将大量的资本投入这些技术中进行工业化生产,才能使新技术产生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效应。倘若没有资本对汽车和城市住房进行投资,就不会有消费型的城市空间;如果资本在软件系统、网络技术、核能技术上看不到广阔的市场空间,无法对其施行垄断从而获得垄断利润,那这些革命性技术就会死于胎中,也就没有所谓的“网络空间”和“信息社会”了。
技术资本化是指,将技术与资本结合投入生产要素,使其成为生产资本的一项要素,以期实现通过技术带来的资本增殖效应。[9]所以,技术资本化并非单独指某种新技术的资本化使用和发展,而是指一切理论知识和物质技术成果的资本化使用和发展,是在普遍意义上“把智力资源这一核心生产要素人格化、物化、法律化、科学量化为资本”,并“和其他生产要素一起,直接参与到生产、投资和分配中去”[10],参与到资本化了的社会系统中去。这样,技术革命通过技术的资本化过程就从科研单位、个人实验室走向社会。而且,它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空间的形塑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的经济领域而渗透到整个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政治领域、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个人和社会心理诸方面。
如果说技术资本化是一个资本选择、应用、发展和推广技术的过程,那资本化技术就必然表现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即资本化了的技术。笔者在这里对技术资本化的界定,进而也是对资本化技术的界定完全是依据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来谈的。技术资本化和资本化技术在严格意义上分别不等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化和资本主义化技术,其区别在于资本化和资本主义化,而这一区分的原则要义和出发点已经在“导言”的相关部分阐明。在此不做赘述。
(三)科学技术资本化对空间的形塑
每次技术革命一旦得到资本助推都会深刻动摇和塑造人类整个现存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无论物理的抑或社会的。随后在量的层面和局部的质的层面以及整个上层建筑,发生冲突、妥协并以某种新的形式驾驭新的社会化技术。这便是资本化技术对空间的形塑。哈维说过,“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建构的基本法则就是在此时间、此地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在彼时间又破坏掉这个“地理学景观”并在彼地点建立另一种“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11]这一原则用于解释资本化技术的空间形塑同样有效。因为,资本化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变革的经济力量,通过不断毁灭旧形式的空间再创造出新的空间形式即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12]来形塑空间完全符合资本本性。
资本化技术在使用、发展和推广过程中必然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社会制度、观念形态、利益关系的抵制,进而引起混乱和一定的社会后果,打乱了现存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格局,由此社会需要改变现有的空间秩序与格局,设计新的空间架构和一系列新制度,包括城市空间的重新规划、劳动力空间分布的重新调整、产品销售市场的重新布局、对社会行为观念心理的引导与修正等,新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出现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并没有带来显著变化。但1814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火车,随后英国开始建设铁路网,带来了19世纪中叶的繁荣的维多利时代。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不是马恩期许已久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英国的一套新制度。这套制度整合与调节了英国银行、产业、金融三者间的关系,又促进了铁路系统的扩张,造就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工业城市的工厂网络。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资本化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市场空间,资本化技术对空间的形塑不只停留于中心资本主义,技术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作用了。第四次资本化技术的扩散则大大挖掘了社会空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中心地区的城市化逐渐显露出去城市化的征兆,大规模消费机制得以确立,国内市场同质化并整合进国际市场空间,为第五次技术革命开启的信息时代奠立基础。信息革命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需的全球制度资本空间流动网络、金融平台、销售市场、生产体系奠定了技术基础,从而对传统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割、国家认同与民族空间、价值观念与政治结构、经济独立与人口控制等造成了强烈冲击。一句话,它对已有的空间存在状态,特别是社会空间的存在状态造成了“创造性毁灭”。
化用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和参照列斐伏尔“空间本身的生产”思想,我们也可以认为,生产创造并决定空间。从资本主义生产本性来看,资本逻辑创造、形塑和统治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根本在于实现利润和增加积累,因而这些空间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市场”,建筑、古迹、城市、乡村、文化、金融、网络、教育、科研、消费、电影、新媒体等均是如此。这些市场,尤其是依靠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市场,在第四次,尤其第五次技术革命以来,总是在形式上重复着前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物理空间扩张的那种性质和趋向:新技术爆发式地构造新产品、新产业,通过技术资本化形成一种聚集化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网络,其中包括基础设施与物理空间的建设,进而挖掘现有市场的潜力和创造新市场空间,最后这种技术走向成熟,这种技术创造的新市场空间也必定趋于饱和。
因而,任何一场技术革命一旦资本化都会导致一种规模经济,技术本身为巨额固定投资所束缚,成为垄断资本的构成要素而跌入陷阱。继而,如何逃出陷阱并不由技术本身决定,虽然技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作用。而在垄断资本不断强化的趋势下,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科学上发生技术革命的空间要比经济上、社会上发生革命的空间大很多,某种技术是否能得到社会认可或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完全在于资本所赋予它的社会力量。由此,资本化技术是形塑空间,也可以说是资本空间化运动的关键途径。
接下来,笔者会详细考察资本化技术如何形塑我们的物质生产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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