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逻辑这一根源出发探寻资本空间化的不均衡发展逻辑是因为,“资本逻辑的核心问题是不平衡发展趋势与结构”[59]。当然,笔者对不均衡发展逻辑是否为资本逻辑的核心问题存以谨慎的怀疑态度,但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呈现的一般意义。由于资本空间化不均衡发展逻辑是资本逻辑展开过程中的一种“空间辩证法”(刘怀玉语),所以理解资本空间化不均衡发展逻辑在抽象意义上并不像理解资本逻辑那般困难。地理上的任何限制(可推广到物理和社会空间上的任何限制)对资本扩张本性来讲都是不允许的。[60]狭窄的地方长不出茂盛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不平衡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61]因此,资本空间化不均衡发展逻辑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它在显露的过程中更具外生性质。
本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商讨不均衡地理发展源自政治权力的空间布控的观念;一是回归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即讨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交换中的不平等现象是资本空间化不均衡发展逻辑的经济根源。
(一)不均衡发展逻辑的政治维度
在资本空间化不平等问题上,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是最接近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的,可笔者并没有将哈维的这个思想视为资本空间化的不均衡发展逻辑的根本,这是因为该说法更多地描述了资本空间化过程中造成的空间不平等事实而没有探讨这种描述背后的深层逻辑。倘若哈维的如下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即站在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视角,把资本积累看作是一个“地理事件”,认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地理空间的重组开拓,为资本主义的存续提供了现实路径;[62]那么这种看法就有待商榷了:把资本主义全球化中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空间景观解读为“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63],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国家财产权力,是一种在世界资本积累系统内部的自由流动的权力而已[64],而资本空间化不平等格局是帝国主义的利润源泉,所谓“剥夺性积累”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65]。哈维把资本空间化不平等现象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作为统治阶级的精英权力在全球空间中的规划和布展,从而将不平衡地理发展看成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时代特征,而这一特征具体化为美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即“特定的权力在特定的地方所追求和支持的特殊计划”[66]。他在资本逻辑中内置了一个奠立于国家权力概念上的“领土逻辑”(或“区域逻辑”),且依照他的意见,领土逻辑在帝国主义的国家性质上才能集中体现。哈维基于实证主义地理空间的理论视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既有扩张性、又有强制性”的空间统治策略,是一种集中起来的社会政治权力的生动体现。[67]这不同于马克思的分析。[68]恰因如此,笔者认为,不平等地理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权力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景观,但这只是对空间景观呈现出的不平等现象的描述,而非揭示资本空间化的不均衡发展逻辑。
问题是,如何论证将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解为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空间实践、空间布展不是对资本空间化逻辑深层本质的揭示而只是现象描述呢?
我们知道,即便归根到底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权力运作,可也不能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于权力;即使不能排除重大政治事件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如新自由主义兴起、地缘战争爆发等,但也不应该把资本积累的全球不平等地理发展解释为统治精英的权力在世界空间格局中的布控。列斐伏尔和哈维都认为资产阶级把空间视为统治工具,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空间策略,这种用空间政治化、政治权力化的解析思路分析不平等地理发展终究不能越出世界市场中价值交换的不平等这一经济规律,换言之,资本“剥夺性积累”和世界的不平等地理发展的出现不是暴力掠夺的结果,诚然这个结果不可能离开暴力掠夺。由此,哈维的“资本家利用空间策略来保护自己的空间权力”[69]的观念只在具象层面才站得住脚。在本质上,这种“暴力论”观点正是恩格斯批判的杜林秉持的观点。
当然,哈维也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空间化是围绕利润高低进行,因此造成了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聚集和分散,因为不同空间范域中利润的多寡、劳动力价值的不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人口分布的密集与稀疏、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社会组织情况的优劣等因素导致资本的全球流动而形成世界性的空间区隔,即世界地理发展的不平衡。可问题是,一旦排除基于权力视角下的剥夺性积累方面,那么积累规律就纯粹是一个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化的价值的积累,也就是价值的积累,而价值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是前面提及的在诸种因素条件下生产不同价值量的商品在交换中实现的价值不同比率。因此它与权力的空间建构没有本质关系,与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本身亦没有本质关系。不平衡地理发展景观由资本流动中价值交换的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的价值交换要以世界市场空间的不平等现实为前提,后者并非其结果;倘若非要认为后者作为结果与前者形成了因果链,那也只是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现实而已。因果不能倒置![70]),就像水的流动既不会造成地理差,也不是由地理差造成的,而是势能差造成的(如果没有势能,进而没有势能差,那即使有地理差,水也不会流动。在真空或均匀分布下的势能场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再明确一下,这里的逻辑之所以严密是因为:第一,排除了政治权力的暴力决定论;第二,排除了资本空间化(或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空间自身的不平等观念;第三,既然承认不平衡地理发展在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化的价值的积累,对居于世界市场空间中的流动着的资本来讲,价值的实现通过交换完成,且交换过程也是价值流动的过程,那把世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现实最终解释为世界市场空间中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流动的结果即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的结果就没有任何问题。[71]
所以,笔者把不平衡地理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对边缘、半边缘国家与地区[72]的“剥夺性积累”引向在世界市场空间中进行的商品交换的不平等方面,这种不平等不体现为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全球空间施展,而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世界市场空间中的不平等劳动量的交换。
(二)不均衡发展逻辑的价值维度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原理可知,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空间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依据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商品价格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动。《资本论》第二十章认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空间中会发生变化:第一,不同国家的平均劳动强度不一样,因而在世界市场空间中会形成一个由众多国家的平均劳动强度共同组成的“阶梯”,因而在相同时间内,平均劳动强度较大的国家的劳动比平均劳动强度较小的国家的劳动生产出更多价值,进而表现为更多货币;第二,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必然高于不发达国家,那在世界市场空间范围内,生产效率高的一方的劳动就被算作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第三,由于资本主义较发达国家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效率都高于欠发达国家,也高于国际的平均水平,因而在相同劳动时间内,二者生产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量、不同的国际价值并表现为不同的价格。[73]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空间中又因为这样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没有平等的利润率存在于世界市场,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并肩存在于世界商贸体系中[74]——使得如下交换成为普遍的经济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将劳动的强度和时间均折算为基本的度量单位)交换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较多劳动。
笔者认为,这才是哈维说的资本积累的世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历史和空间方面看,资本空间化是资本逻辑世界扩散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空间在不断扩大中形成的过程。由此,站在马克思立场,资本空间化不平等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应该从世界市场空间中不平等的价值交换来考察。这种不平等的价值交换是因为在世界市场空间中,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计算,正如马克思分析的是按照各自的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的一样。
表2-1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劳动价值和经济产值(2000)[75]
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项中,中心地区仅占14.92%,半外围地区17.91%,而外围地区则分别高达67.16%。但经济产值则完成颠倒过来,中心地区所占百分比为81.50%,半外围和外围地区分别是10.03%与8.46%。中心地区仅仅3小时劳动所包含的100美元价值量需要半外围地区的30小时或外围地区的130小时的劳动量来交换。居于世界市场空间的交换实现了全球性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化。由此,资本空间化的不平等在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这种不平等又在于这些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在世界市场空间中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不是政治权力的驱迫,在根本上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空间中的经济作用产生的。
表2-2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转移(2000)(单位:亿劳动小时)[76]
综合分析三个地区的对外价值输出和对内价值输入可发现,价值流动趋势是“吸水泵”现象:越中心的地区价值吸入越多,越外围的地区输出的价值越多。中心地区只生产剩余价值总量中的14.93%,可实际占有比为46.64%,通过世界市场空间的不平等交换获得的剩余价值占其实际拥有剩余价值量的比例是68%。外围地区生产的剩余价值占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总量的67.16%,其实际占有比例为39.55%,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的剩余价值占其实际拥有剩余价值的负69.98%,也就是说外围地区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有69.98%是流向了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其实际占有仅仅为自身生产的30.02%。
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层面,哈维所谓的“剥削性积累”不是指统治精英的权力的施展,而是指世界市场空间中的不平等交换。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和本质层面,认为是不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重组拯救了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并进一步认为只有空间延伸的可能才能够继续拯救资本主义的观念,这是值得商讨的——但这并没有在现实和实践层面否认不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重组所起到的阻碍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作用——而是说,就资本本质来讲,空间上的不平等格局本身就是资本空间化逻辑。资本空间化过程自身就是要建立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且不均衡地理发展也是资本空间化的一个历史的外在前提,而非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拯救了资本主义。价值交换规律本身却与空间结构和空间不平等现状无关,即资本逻辑本身并不在意空间事实。不少落后国家和地区,奴隶制和各式各样的封建主义只是被资本主义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卢森堡意义上的被消灭掉。[77]这样的情形在今天广阔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依然可见,这样的情形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正是基于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空间中的必然作用才导致了资本空间化现实过程中的各种不均衡发展现象。至此,抽象分析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转入经验层面,考察资本空间化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注释】
[1]杨魁等:《消费文化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7—14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6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8页。
[6]以下简称“福斯特”。
[7]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p.3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pp.341—342.
[10]刘怀玉:《〈空间的生产〉的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观》[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1]详见“文献综述”中的相应内容。
[12]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13][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册)[M],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1页。
[14]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256页。
[1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9页。
[16]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226页。
[17][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M],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21页。
[18][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M],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1页。
[19]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Trans.Frank Bryant,London,Allison&Busby Ltd,1976,p.262.
[20][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1][英]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M],顾海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第14页。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是经济危机根本原因的数理模型证明,可见余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争议》(《经济纵横》2012年第9期)一文。
[22]资本有机构成是,决定于资本技术构成的且反映了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再次说明,资本逻辑与资本空间化逻辑(具体化为这里的动力学逻辑)是不一样的。
[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6、237页。
[27]详见余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争议》[J],《经济纵横》2012年第9期。
[28]“萨伊定律”思想最早由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提出,萨依并非这一“定律”的“创造者”。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4页。
[30][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31页。(www.xing528.com)
[31]消费不足论的“女王”称呼是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讲的。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6页。
[33][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39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4页。第五章第一节会详细讨论。
[36][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37][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7页。
[38][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5页。
[39]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219页。
[40][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M],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
[41]“资本创新逻辑”概念是任平在《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和《论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视域》(《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中提出的。详见这两篇文献。
[42]参见拙文《空间生产的资本化与“加速”资本化》,《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4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8页。
[44]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8页。
[4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0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1页。
[48]马克思说过,没有资本集中,社会上可能至今都不会出现铁路。
[49]笔者采用赵景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发展趋势》(科学出版社,2014年)中的说法。赵景峰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并把垄断资本主义区分为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三个时期。虽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学术称谓,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但其核心都是强调资本和资产阶级从国家垄断形态走向国际垄断(跨国联合)形态。因而,这些称谓实质是一回事。
[5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M],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51]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率=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实际量/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实际总量。
[52]积累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
[5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6页。
[5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55]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5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4—115页。
[57]单许昌:《资本的空间化危机与其内在悖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58]对于人类经历的工业革命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获得较多认同的是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界定依旧在讨论中。笔者采用了卡萝塔·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的划分方法,因为,这有助于理解资本空间化过程的加速度历程,和资本空间化同资本垄断的关系问题: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发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而后两次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都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划分对研究资本空间化极具价值。第三章也是采用卡萝塔·佩蕾丝的观点,也体现了这种划分的意义所在。
[59]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J],《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60][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3页。
[61][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顾海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62][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63][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64][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65][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66][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67]唐旭昌:《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9页。
[68]参见拙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失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69][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70]接下来会详细分析这点。
[71]显然,这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角,而非哈维的空间批判视角。
[72]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提出,在新自由主义开启的全球化时代前,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是地理范畴,之后由于这些范畴褪去地理空间色彩而偏重于社会阶层的分布即社会空间的分布,所以这些更接近社会学范畴。笔者认为,这颇具意义。
[7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
[74][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1页。
[75]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13),http://databank.workbank.org/ddp/home.do?Step=1&id=4.
[76]李民骐等:《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77]A.Brewer.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0,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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