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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空间化的动力学逻辑:从平均利润率下降到生产比例失衡

时间:2023-05-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按照列斐伏尔和哈维的意见,这种“导致”是因为空间扩张能够暂时克制资本的存续危机,可以整合到资本主义结构中,从而构成了资本空间化的动力学逻辑。(一)动力学逻辑的根源:平均利润率下降马克思内在地将平均利润率下降同资本有机构成[22]上升二者联系起来。(二)动力学逻辑的表征一:生产比例失衡一定量的社会总资本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否认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现象即在根本上否认生产过剩问题。

资本空间化的动力学逻辑:从平均利润率下降到生产比例失衡

“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19]这不仅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导言”概述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或明或隐地预设了的观点。资本逻辑不等于资本空间化逻辑,但资本空间化逻辑又的确为资本逻辑所导致。按照列斐伏尔和哈维的意见,这种“导致”是因为空间扩张能够暂时克制资本的存续危机,可以整合到资本主义结构中,从而构成了资本空间化的动力学逻辑。因之,动力学逻辑就具体推进到遭遇危机的资本的空间化扩张的历程中。

关于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由于“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20],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序列中,无论是就危机理论观点间的辩证关系还是对具体经济危机的解释,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不过,在学理争辩中,各方意见将马克思零散的经济危机理论归为三条: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比例失衡和消费不足。并且,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引发经济危机众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但据M.C.霍华德和J.E.金两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解,恩格斯改变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他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同资本积聚的新形式联系起来了。[21]有鉴于各种争议,笔者的阐述只源于马克思。

(一)动力学逻辑的根源:平均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内在地将平均利润率下降同资本有机构成[22]上升二者联系起来。[23]因为,马克思意识到,在逻辑上资本技术方面的变化一般会反映在资本价值关系的变化上,而资本价值关系的变化却不一定要通过资本技术关系的变化来反映: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劳动力价值不变,或价值降低幅度小于生产资料价值的变化幅度,或因历史因素劳动力价值增加,而生产资料价值降低,这些情况都可以不由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直接引起。由此,资本有机构成不能只涉及技术或只涉及价值变化;可一旦叠置这两个范畴,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逻辑判断就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24]。事实证明,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趋势不是发生在个别部门,而是包括那些对全社会经济运作具有战略决定作用在内的一切部门。整体而言,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平均水平上升是一客观趋势。这一趋势下,等量的或更少量的可变资本能够支配更多价值量的不变资本,进而生产出更多使用价值。资本分配在劳动力上的量同分配在生产资料上的量之比会相对减少,尽管二者的绝对量会增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是由资本逻辑导致的。资本逻辑在于追求无限多的剩余价值(利润),进行无限积累,因而就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认为,不管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强度是不变还是增强,资本积累始终是决定平均利润率下降之客观事实的根本原因。[25]在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中,资本使用活劳动的增幅小于其使用的已经物化的劳动量的增幅,剩余价值同它所推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会不断减少,利润率就会不断下降。这种下降反映在整个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层面就是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章“规律本身”中作出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论断时,特别明确了这一前提:剩余价值率不变。[26]可在紧接着第十四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中把“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又提了出来。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观念是一些学者反对马克思的论据。问题是,马克思还不至于如此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毕竟作为长期的、客观的、总体的劳动剥削程度(剩余价值率)可能是上升趋势,但这不等于说反复的、个别的、临时的劳动剥削程度不会起反作用。

可以用反证法证明平均利润率下降是一个必然的、根本的原因。假定当前社会总资本是C0且C0大于0(现实中,C0是一个比0大很多的数),积累率为q且q大于0,n为连续积累的年数。n年后社会总资本即为Cn=C0(1+q)n。因为q大于0,所以,当n趋近正无穷大时,Cn也必然趋近正无穷大。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证明了如下几点:

第一,资本积累的无限持续是不可能的;第二,既然不可能,那就只能通过相应方式降低积累率、延缓积累时间、间歇性中断积累过程,例如降低q的值或使C0贬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贬值也是降低平均利润的方式之一。[27]所以,平均利润率下降对资本积累是“要命”的。

(二)动力学逻辑的表征一:生产比例失衡

一定量的社会总资本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一方面,相比于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配量而言,整个社会对不同商品的需求有客观限制而非由各部门预付资本决定;另一方面,投入具体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多寡不由实际社会需求决定,而由利润率高低决定。资本家出于逐利考虑会把资本投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因此会出现一些生产部门资本投入过多而产出量大,另一些生产部门资本投入过少而产出量小。是故,存在一个部门生产过剩而另一部门生产不足的现象。这就是生产比例失衡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否认生产比例失衡问题,但认为这只是表现为个别部门生产过剩其实并非社会性生产过剩,认为根本原因是供求失衡。因此,他们否认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现象即在根本上否认生产过剩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28]:整体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存在。在“萨伊定律”看来,既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那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之自发波动就可以促使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使生产比例失衡现象在市场竞争机制中自动协调,纠正失衡。

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观点。

在商品的供给和商品的需求之间、在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处于商品形式的资本的流通之间,货币起着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供求失衡的背后绝非使用价值即商品数量本身的失调,而是如何实现它们价值的问题。商品不是为需求而生产,需求不因商品价值而产生。商品的价值生产如何并不要紧,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怎样也无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内置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生产与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商品生产纯粹是为了交换价值,直接表现为商品出售后收回的货币;对商品的需求是为了使用价值,直接表现为若买者无法(无能力)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也不会购买其他商品。也就是说,生产比例失衡与需求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前者在质上完全是自身生产动机造成的必然后果。生产比例失衡不仅有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可能,也有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必然。按照“萨伊定律”的推论,一种产品的生产过剩必然表现为另一种产品的生产不足,若非如此,则不可能通过供求调节生产比例失衡了。可现实中,一种产品的生产过剩不是表现为另一产品的生产不足,而是货币不足。(www.xing528.com)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供求关系调节生产比例,就像不否认供求关系可以调整商品市场价格一样。同样,就像否认商品价格在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样,马克思也否认供求关系对生产比例的根本调节作用。因为,一旦社会发生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矛盾便存在于生产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于生产过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之间。[29]即便通过供求关系可以将生产比例拉至“平衡点”,资本积累的内在本性也必然超越这个臆想出的“平衡点”。总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承认个别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并最终在根本上否认生产过剩的理论,纯属荒谬。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比例失衡并非资本逻辑的根本问题。但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投资必然造成资本生产在空间上的比例失衡,一个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必然带来空间的扩大效应,反之亦然,最终形成不同部门的空间上的不均衡现象。由此,可以知道资本空间化逻辑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形式;相对于平均利率下降而言,生产比例失衡是一个非本质的、次要的、外部规律。这一分析思路同样适用于消费不足理论。

(三)动力学逻辑的表征二:消费不足

难见马克思关于“消费不足”有像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那般清晰且成体系的论述。诚然,马克思也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离不开消费市场(空间)。然而,撇开修正主义考茨基的以消费不足为基础的一种“原始凯恩斯主义”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说,[30]秉持最精湛的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理论的“女王”是卢森堡[31]

鲍德里亚和列斐伏尔批判的“消费社会”似乎从另一面证明了消费不足可以成为解释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理论,例如世界市场空间的扩张、商品弹性生产、美国次贷危机,仿佛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一旦消费不足——不管这种不足表现为还债能力不足,还是工资过低无法持续消费或购买更多(更昂贵的)消费品——就会使商品的“惊险一跳”难以完成而引爆经济危机。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不足应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联系起来。恩格斯认为,几千年来就存在着消费不足的社会现象,但该现象表现为经济危机形式还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32]。可卢森堡消费不足论的精湛之处正在于:她把这一观点改造为纯粹的消费不足理论。卢森堡谈到,试图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属于庸俗经济学的手段[33],因而消费需求才是资本积累的动力,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动力,进而资本主义的存续要依赖于外部市场空间的具体情况,一旦“第三市场”不存在,资本主义便会遭遇到自己的生存极限。

马克思认为,资本内在的、必然的界限是,必要劳动是产业工人工资的界限、剩余价值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界限。[34]这些观点被广泛理解为资本积累的无限性同人们消费需求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即消费不足论。可按照马克思“两大生产部类”的划分,工人工资和消费在总体上是一致的。由此,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必要劳动部分,而是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部分。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供资本家消费,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消费不足并非工人的需求不足,而是那部分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如何通过货币形式资本化的问题。实现剩余价值的根本不在于工人需求,而在于资本家的需求:工人有限的消费不是在资本本质外被规定的,而是在资本本质中被规定的,即必须将工资限定在必要劳动范围内不是因为工资天然就是有限的,而是只有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得以确定时,工资才是现实的。

“资本确定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35]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剩余商品(剩余价值)量会越来越大,由此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则会越来越多。这一切都与工人的消费限度无关。消费不足对马克思来讲,仅仅是一种外在表现和具体结果。同样,说消费不足是资本空间化动力学逻辑的一个方面,这不存在任何问题;可在马克思视角下,消费不足不能说是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定,只能算危机的具体表现。

(四)对动力学逻辑的综合延伸分析

即便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危机理论,从分散的论述中可窥知,马克思在根本上否认生产比例失衡和消费不足理论,明确承认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克拉克认为,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并非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结果,经济危机的客观趋势是与利润量相关;[36]保罗·斯威齐的看法如此:马克思计划将平均利润率下降视为阐释经济危机的主要原理,因工资提高导致剩余价值率降低和商品价格偏离价值出售这两个原因而变得十分复杂,[37]因而对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相关的一种危机情况同另一种危机情况的具体分析便会不同,可“危机的出发点都是利润率下降”。[38]显然,斯威齐更接近马克思。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关键因素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这与哈维“三级循环”和“时—空修复”理论有相关性:上升趋势呈现为固定资本的扩增、城市化扩张等等。只是,哈维为了强调空间与时间的并置作用和地位,站在资本过度积累的角度来解析经济危机,从而掉到了形而下的层面,和从生产比例失衡的角度分析生产过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逻辑上,都将相关比例的失衡与否纳入危机分析的内在要素。哈维提出的资本积累循环理论其实是对列斐伏尔循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39]二者理论的逻辑“惯性”还是很明显的,尽管两位学者讨论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问题,但其空间理论展开的逻辑元点是一样的,空间扩张让垂死的资本主义继续挣扎。这同消费不足理论何其相似!——解决剩余的有效方法是开拓新的地理空间和销毁原有空间而创造新空间[40]。但是,消费不足论的分析套路与马克思的分析套路并非完全是一回事情。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们的分析套路就没有价值——他们在“知性”层面为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打开了一扇空间视野的理论之窗,空间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维度。具体来讲,抽象分析多半没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来得直观、直接。列氏和苏贾等人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缺位”与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都是如此。这是笔者在第一和第二章专门抽象地讨论资本与空间关系、资本逻辑和资本空间化逻辑关系的原因所在。

另外,有学者在经济危机和资本空间化之间嵌置了“资本创新逻辑”概念,认为“资本创新逻辑”是资本“在危机中以特殊方式典型地、充分地自我显现”,资本创新逻辑造就了资本新的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历史场景和历史场域,并认为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不是传统的资本危机,而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危机”。[41]笔者认为,资本创新逻辑依旧是资本的动力学逻辑,时而表现为一种陷入经济危机时资本的“自我救赎”的意识,时而表现为经济繁荣时期的自我扩张。可资本主义不是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就是在走向经济危机的路上。所以,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不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危机,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危机内含于资本本质的自我规定,因此在逻辑和结构上,在资本的内在界限(外化为具体的危机形式)和资本的空间化运动中嵌入相对独立的“资本创新逻辑”是没有意义的。资本创新来源于它内在矛盾的规定,它的外在反思不是“创新逻辑”而是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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