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和空间化逻辑的关系

（一）资本逻辑与资本空间化逻辑的内涵

1．资本逻辑

有人把资本逻辑理解为“禁欲主义”和“物化逻辑”，这是欠妥的，至少相对于《资本论》而言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从基督教“节制是美德”教义^[1]演化来的“禁欲主义”精神只是为了提高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比例而已。这一点从14、15世纪开始的重商主义到17、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被反复强调：克制个人的消费欲望，追求资本的理性积累。“禁欲主义”是资本家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其次，卢卡奇把资本逻辑理解为商品结构的“物化逻辑”。他指出，商品结构的物化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服从这一规律，人的活动、人的劳动，作为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东西同人自身对立，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商品及其在市场上运动的现实世界，它的规律具有这样的性质：无法被人们制服的、又同人们自身相抵牾的、服从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2]

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是指宰制资本运动的一种内在规律，即从本质上讲贯穿于整个资本运动史的唯一规律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这个规律也是资本不断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规律。资本没有任何上限地追求自我增殖就是要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4]，这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运动中呈现为历史过程的互为存在前提的两个方面：第一，没有不断追增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会因积累不足而无法进行规模扩大地再生产活动；第二，没有同样不断追增的生产资本，就没有新的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所以，从连续运动过程看，目的和手段就统一起来了：资本逻辑能够成为自身目的是因为，它首先成了自身目的的手段；它成为自身目的的手段又是由于，它早已是自身手段所要追求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认为，资本增殖不只是资本中价值的增长，“殖”作为一种关系还必须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自我繁殖：简单再生产就要重复再生产出同样的资本家和工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更多）的资本家和更多的工人。^[5]因此，资本运动是一种没有节制、没有限度的扩张运动。

不同于蒲鲁东“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态度的是，马克思分析了资本逻辑文明性和破坏性两方面。一方面，资本在生产剩余价值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在客观上创造一个物质财富极度丰盛的现代社会。不同于奴隶制、农奴制的是，资本逻辑更具革命性，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和各种新形态的更高级要素的创造。它破除了一切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打破了封闭的、分散的、固化的农业社会，将人纳入一体化的“世界历史”中，推动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多元的文化交流，创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体系。在利润驱使下，资本逻辑想方设法发展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单个商品的价值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下降，商品使用价值量则不断上升，进而使全世界物质财富和劳动生产率累进式的增长，形成了惊人的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庞大堆聚的丰盛现象。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统御为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内置了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规定着自身存在的界限，又力图超越这些界限。资本逻辑使用活劳动力来增加剩余价值，因其剥削性使用又导致了工人对资本和资本家的反抗。资本逻辑的内置矛盾会造成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滑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相比于传统危机而言，资本逻辑对自然生态的侵蚀则是一个关乎人类物种生死存亡的“底线危机”。诚然，有观点认为可利用技术路线和市场的绿色需求“倒逼”资本进行“绿色革命”，但马克思和一些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约翰·贝米拉·福斯特^[6]、岩佐茂等）认为资本逻辑天然反生态。

2．资本空间化逻辑

资本空间化运动遵循的逻辑是什么，这一逻辑是否独立于或有异于资本逻辑，资本和空间在概念一般层面的辩证关系如何挪移到资本逻辑和资本空间化逻辑上，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内容。

第一类基本观点是，资本空间化既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空间生产，那资本空间化逻辑就是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方式，就是资本空间化的方式；但即便二者等同，可是二者依然是独立的。从剩余价值层次考察资本本质和资本逻辑可获知，资本空间化的最终目的是求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和更多的资本积累。然而，资本逻辑一旦投射到空间维度便会削弱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存在感，那种着眼于剩余劳动时间的资本逻辑深度空间化，资本依然遵循盈利之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并非根植于剩余劳动时间而是空间生产。一句话，这种独立性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方面：“我们要把注意的‘目标’从空间中的物转向空间自身的实际生产过程上来。”^[7]列斐伏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列斐伏尔是承认资本逻辑的，但对资本逻辑做了过度空间化诠释。在马克思的“劳动一般”概念已“在实际中变成真实的抽象”^[8]的论断的基础上，列氏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也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抽象物，它作为真实的社会存在要依靠思维的抽象认知来把握。列氏的思维套路来自他对马克思用“抽象力”分析“一般价值形式”的方法的改造。列氏把商品形式理解为交换中的、脱离了商品具体性质的纯粹的“可能性”，而把空间形式规定为可以汇集和聚集抽象交换的位置“可能性”。不管是商品的一般价值形式还是空间形式，在列斐伏尔看来都只是一种依靠思维认知才能确定的抽象形式，商品的交换价值同使用价值分裂了，空间的抽象形式同空间的物质内容也分离了。列氏模仿马克思“资本抽象统治”的观点，认为空间生产的抽象形式统治着具体地方（空间），把这些地方同质化、集中化，同时又分裂开、碎片化。在他看来，空间就其本质而言“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谓其抽象是因为它所有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因而无物可剩”；空间作为交换位置的“可能性”又是具体的，“乃是由于它在社会意义上是真实的，并因此可被定位化。因此，空间即一个同质的、然而同时被割裂成碎片的空间”。^[9]看似列氏是从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出发来阐述资本空间化逻辑的，其实他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剩余价值、商品价值、资本逻辑、资本积累等概念做了过度空间化诠释，资本逻辑事实上被空间形式彻底取代了。故而，有人批判列氏陷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10]。(www.xing528.com)

第二类基本观点是，由于资本空间化并未在本体层面建构出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所以压根就不存在资本空间化逻辑：并非二者是否等同，而是关涉“有”与“无”的问题。这种主张是以传统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且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居多。^[11]这类观点与第一类观点形似而神非：它们都同意资本空间化逻辑是完全由资本逻辑宰制的，资本空间化完全由资本逻辑推动；不同点是，第二类观点认为，既然如此那便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存在资本空间化逻辑，因为任何企图用资本空间化逻辑取代抑或消解资本逻辑或物质生产方式都会走向歧途。基于此，第一类观点的极端在于，它是以资本空间化逻辑作为分析社会空间的基本方法，“把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放在了理论的绝对中心地位……忽视了城市社会研究和资本批判的历史维度”，它的空间批判貌似激进但缺乏超越性，因而只是口头上承认资本逻辑的宰制现实但却将问题的根源引向人性、个人身体、性别、都市建筑、艺术和日常生活等一些模糊的和似是而非的问题上，进而不可能“指明当代空间问题的未来趋势”。^[12]

最后，笔者对“资本空间化逻辑”的概念界定是，它是决定于资本逻辑但又相对独立的、在资本空间构序过程中遵循的规律，即资本逻辑在空间维度上的延伸，包括动力学逻辑、加速度逻辑和不均衡发展逻辑。

（二）资本逻辑与资本空间化逻辑的关系

关于资本逻辑和资本空间化逻辑关系的基本观点，首先源于第一章讨论后得出的基本；其次反映在资本展开空间构序的过程中，即在应当遵循的规律和多因素影响中，起决定作用的变量究竟唯一与否。当然，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是存在的，但不能由此断言资本空间化逻辑（资本逻辑在空间维度上的延伸）和资本逻辑是同一回事。黑格尔说过，对某个在概念之内建立起来的东西可以在概念之内进行研究，这属于概念的内容，而没有在概念中建立起来的规定性只属于外在反思，整体即概念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有”与“无”的统一是在“有”的片面规定性之中，它依旧是一种外在的反思。^[13]依照黑格尔的套路，资本空间化逻辑是资本逻辑在资本空间构序运动中的延伸（展开），二者在这个作为整体的“空间”中共同获取了规定性，可不应忘记，资本逻辑首先在概念内部获得了规定性，是其自身的概念内容；由此，资本空间化逻辑只属于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中的“知性”范畴——当然，城市化、全球化、金融化、消费社会等具体路径只属于“感性”范畴——而资本逻辑则属于“理性”范畴。

颇有意思的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基本观点虽彼此对立，但都始终承认资本逻辑宰制的唯一性这个前提条件，只是前者实现了对概念内容的“内在偷换”而后者认为有“资本逻辑”足以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标。无论这两类观点的结论是什么——对这里的讨论而言，这是个次要问题——它们在分析资本空间化逻辑时都毫无例外地机械地对待了这个前提条件，把特定历史和具体路径的资本空间化具体过程统统视为资本逻辑的直接的、线性的决定结果，忽略了过程中紧密相关的各部分自变量的作用和这些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给人以资本空间化状态是早已决定的错误印象。把资本逻辑与资本空间化逻辑等同起来就是将主导性与从属性、内生性与外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同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承认资本逻辑在根本上对资本空间化及其逻辑的决定作用不等于承认前者就是后者，尽管后者的最终解释要寻根于前者。

首先，资本逻辑和资本空间化逻辑首要区别在于内生性与外生性。资本逻辑本身并没有内置空间化逻辑，但资本空间化逻辑不但依从于资本逻辑的指挥，它还表现为物质生产在空间要素运动中的一般方面。资本不含一个“物质原子”，但资本空间化却不能不含“物质原子”。正是在这里把资本逻辑和资本空间化逻辑区别开来。诚然，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空间”概念，作为信息空间即“流动空间”^[14]的本质只是以网络信息为技术支撑的空间中的资本流动；但在精英管理的官僚科层制度中又逐渐形成了“精英是寰宇主义的，人民是地域性的”^[15]非流动性格局。因为，以剩余价值（利润）为导向的资本逻辑的流动性是绝对的，而资本空间化逻辑的流动性则是相对的；后者的相对性流动是前者的绝对性流动造成的，作为内生性的资本逻辑成为原因，作为外生性的资本空间化逻辑则成为结果，并反对自己的原因。

其次，资本空间化逻辑并非由资本逻辑唯一决定，而是各种历史变量的“合力”结果。哈维的空间理论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的“结构决定论”也是有道理的。^[16]哈维分析资本空间化逻辑的“三级循环”和“时—空修复”理论就凸显了这一点。哈维认为，“初级循环”是产业资本的生产，引起堆积如山的资本的积累危机，然后在资本流通领域启动时间修复策略，大规模投资固定资本和消费资本（城市化和消费）从而引起“次级循环”。但“次级循环”需要信贷金融支撑，又把危机引至第二级。最后资本从“时间修复”转向“空间修复”即全球化、新市场、新技术、新资源的空间开拓方面，并最终导致了第三级危机，资本主义的全球系统危机。当然，资本空间化逻辑并非按照哈维实证主义的循环逻辑展开，而且资本逻辑遭遇的每一次危机能否通过空间要素得到化解，以怎样的具体空间形式得以化解存在着历史偶然性和多种外部可能性。列斐伏尔和哈维共同面临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资本空间化的扩张在曼德尔看来就不是由资本逻辑机械地决定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不是预先注定的。这个结果部分地作为独立变量，……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它是不可预知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会影响投资决策，从而影响资本发起新的扩张性长波的能力，在此且不论发明、创新及新产品是否能够推动巨大的技术革命浪潮。”^[17]显然，哈维认为的资本投入新科技、新资源、新产品等空间扩张的必然，在曼德尔看来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列氏也认为，空间已经成为生产方式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无限扩张，空间扩张挽救了资本主义，即扩大再生产（追求积累和剩余价值）之资本逻辑很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生产剩余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自动结合的空间化扩张。可是，作为理性层面的资本逻辑在具体过程中展开即资本空间化所遵循的规律，也就是资本逻辑在知性层面的现实化规律，必须“注重历史上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具体辩证关系”^[18]。

当把这些基本问题厘清后，便可具体讨论资本空间化逻辑：动力学逻辑、加速度逻辑、不均衡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