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本质与空间生产探析

（一）马克思的资本本质理论

马克思在三个层次定义了资本本质：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即经济支配权和由此决定的社会权力^[1]；二是增殖的价值本身，即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三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三个层次整体而有机地构成了资本本质。笔者不同意将三个层次视为三个方面的观点，因为这三个层次构成了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并最终让资本概念在本质上成为纯粹的历史范畴，而这个历史范畴之所以纯粹是因为在其现实性上它绝非孤立的、抽象的东西。^[2]

1．经济支配权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3]。马克思的论断直接源自亚当·斯密^[4]的观点：财产继承权直接提供的是经济购买权，购买别人的劳动（劳动力）和别人的一切劳动（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非政治权力。因此，资本根源于经济合法性而不是政治合法性。马克思也认为，资产阶级拥有的这种权力“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5]，是人格化的资本显现：资本是行使经济支配权自身的主体，因之又是其自身的实体。1844年的马克思依据异化劳动思想剖析当时的国民经济事实，把经济支配权和经济购买权画上等号，资本家的权力就是属于他的资本的不可抗拒的购买权^[6]。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一方面购买人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购买人的劳动产品，正是资本的这种经济支配权造成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本身、自己的类本质和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

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经济支配权进一步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界定。“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7]斯密没有看到，购买劳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足已使该种经济权力成为资本意义上的经济支配权，这种购买权只属于商品的简单再生产和简单的市场交换范畴，它无法形成经济支配权力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就像小作坊的买卖不能发展成现代资本一样。更关键的问题是，斯密的说法颠倒了历史事实，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现有资本还是现有经济支配权？支配有酬劳动和支配无酬劳动的经济权力是否都能称之为资本？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支配权是否也是资本？斯密的解释掩盖了实质：倘若资本不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不成为“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8]就绝不会成为支配一切社会资源的权力，首先是这样的经济权力。只有揭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历史秘密，才能真正理解“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的真谛。

这样，问题过渡到价值增殖和价值生产即资本本质的更深层次。

2．增殖的价值本身

价值本身不是资本，但资本天然是价值。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剖析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因而《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分析了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构成了商品可交换性的唯一的质，而其量的规定（交换价值）只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使用这种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时间从事具体的商品生产就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因社会分工和使用价值的不同使交换成为必要，又因价值的相同让交换成为可能，再因交换价值的量的换算而令交换最终成为现实。这样，马克思通过分析价值形式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总和的或扩大的，一般的，货币的）得出了结论，“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10]。故而，价值和商品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存在。但在人的经验直观中，资本则呈现为一般等价物形式的特殊商品即货币，似乎货币（钱）本身就是资本。

所以，没有资本可以存在价值，若没有价值则一定不存在资本；而有价值也不一定存在资本，只有能实现自我增殖的价值才是资本。资产阶级所有的经济支配权（购买权）在根本上不是体现为市场交换行为，而是生产行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批判了如此神奇的拜物教观点：预付价值（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货币形式上，不但通过流通而回流，还在流通中“增加”了自己的价值量，好像货币形式的价值因之转化为资本。在紧接着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马克思考察了货币资本化之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过程。商品的简单流通形式是W—G—W，表现为为买而卖，最终回归使用价值；货币一旦采取资本的形式进入流通，则表现为为卖而买，最终目的是实现剩余价值的货币化，即G—W—G’（G’＝G＋△G）。这是一个逻辑上永无止境的循环，是一个不断扩张、不断资本化的再生产过程。“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11]所以，不断增殖的价值本身就是资本本质，增殖过程只在生产中发生。

同时，资本循环的总公式还昭示，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性与流动性，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资本的相应形式于时间循环与空间结构之间的矛盾，不仅使时空成为资本循环的内在要素，而且产生了令资本循环过程间歇性中断的潜危机，进而使时空要素纳入资本本质的概念整体性范域中，成为资本本质在拉康意义上的内在对抗性。具体说，在空间维度上，不管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空间更多地表现为物理形式；反过来，物理空间却绝非资本本质的概念内涵。笔者认为，马克思界定的资本概念不含一个“空间原子”，而他大量谈论了资本与空间的问题——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整个循环过程，用抽象思辨来回答：空间于资本本质而言是一种能指的、空洞的“无”；可这种“无”又的确是资本本质运动过程中无法抛弃的“存在”（实体）。简言之，作为不断增殖的价值本身即资本来说，空间是一种“无”；但是，由于资本的这种增殖运动，即类似于“实体即主体”的资本的展开，空间又内嵌其中，这个“无”其实是一种“有”。

这里需要推进的问题是：对“不断增殖的价值自身”的资本而言，不断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来自哪里？剩余价值的生产何以可能？问题因之指向资本本质的最深层次，即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3．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皮尔先生”^[12]的例子生动地说明，资本本质在最深层次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只能来源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流通或金融投机；但剩余价值（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只能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本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不是物。无产者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进而也是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社会制度得以确立的前提。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和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才能把劳动力、生产资料组织起来，使后者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手段。资本“是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13]，资本的“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中介和物质载体。没有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没有经原始积累而形成的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阶级关系，劳动力就是劳动力、财产就是财产、劳动产品就是劳动产品、货币就是货币，一句话：物就是物，不是资本。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它的社会的生产关系。^[14]如此，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资本增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生产工人阶级的同时也生产资产阶级。

在此，将资本本质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回答了上述追问。可是，第一，资本循环总公式所昭示的资本与空间的关系如何延伸到物理空间？第二，作为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怎样走向“空间化”？显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理论“对接”是接下来讨论的内容。

（二）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

在不同学科的语境中，“空间”和“社会空间”都有不同内涵。^[15]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阐述过“社会空间”概念，因而我们无法获悉他对“社会空间”概念的定义，但大量经典著作^[16]展现了他的丰富的社会空间思想。

1．实践的时空观

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空间本体论是不存在的；哪怕是未被纳入人类实践和认知范围的自然空间，其存在也有一个历史演化的经过。因而，纯粹的自然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中，它的“物自体”的先验性就消失了。它的不断人化的历史才是其合理的现实。唯有承认这一事实才能够承认，自然空间和已经形成的人化空间具有的外在性和客观性。因为，它们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要素，即一方面作为实践活动的既定环境和已知条件，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先于主体性实践内容出场的对象性客体存在。“人靠自然界生活”^[17]表明，自然空间和人化空间是本原性的；而“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8]又说明，它们是对象性的。实践展开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真实维度：时间和空间。对自然空间（包含自然空间结构自身的时间序列）和已经作为既定环境存在的人化空间，人类通过连续的实践活动被改造；不断的改造行为，又把它们进一步内化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19]。

所以，人类的实践活动统一于时空变迁的历史维度中。空间不单是空间的，亦是时间的；而时间不只是抽象的运动过程，它还必须呈现为变迁中的具体的空间结构。（这与后来马克思谈到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高度一致。）马克思的时空观在实践观中得以阐述。马克思谓之的“实践”根本是指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从实践的时空观念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空间方面，是逻辑使然。

2．物质生产的空间性(www.xing528.com)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在根本上受物质生产方式和水平的制约。人类实践的具体方式不同表现为人类劳动组织形式的不同，这既受制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也是一定水平的物质生产方式的表现。人类只有先解决了吃、穿、住、行等温饱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但人类的物质生产区别于动物求生本能的是，人既要按照物的尺度也要体现人的价值来创造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物质生产的空间性首先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这是人类同自然界进行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拓展对自然界的认知范域、提高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重塑自然界的空间性质，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网络通信的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空间性质越发明显、空间规模不断扩大、空间结构日益复杂。每次物质生产方式的重构、劳动生产力的提升，都会依照人类的价值需求去创造世界。犁耙时代建造了封闭而分散的村落和城邦，机械工业开创了世界性的时尚之都和全球市场。今天，伴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认知视野和活动境域已经延伸到星辰大海、赛博空间，借助物质生产能力的长足进步不断将自然空间人化、将人化的空间再次时代化。马克思评论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0]。

物质生产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一定的社会劳动分工形式。只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物质生产水平决定的具体的劳动分工形式并不一样，但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就一定要决定相应的劳动分工形式，进而决定与之一致的社会生产关系。倘若，把劳动分工看成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社会载具，那这种分工便包含了如下二重性质：一重是劳动分工的技术性质，即直接体现为物质生产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分配；一重是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并以生产资料占有、劳动产品分配、社会等级规定等形式表现。因此，还应分析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这方面，即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空间性问题。事实上，只有在这个层面才可以把资本和空间内在地联系起来。

3．社会关系的空间性

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是以个体而是以结成群体的社会网络的形式存在，人类的生产“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21]的形式才能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性是指，在具体的、历史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在这些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群又彼此发生着普遍的辩证联系。这些彼此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人们，打造了和经营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并把这些关系以观念的、法权的、制度的形式延续下来。人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空间性有自身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性，又以物质生产的空间性为基础。所以，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如同法、国家、艺术、哲学等概念一样，不可能基于“唯理论哲学”的先验观念。诚如马克思所言，一方面“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2]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能进一步论证这点。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的确立经历了漫长历史，从商业资本纯粹的贸易交往到工业资本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由商品的简单交换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的信用交换体系，资本主义大致经过了家庭手工业、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械大工业等四个阶段。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确立是原始积累时期。从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界定可知，若无劳动者同自己生产资料普遍而强制地分裂成为“自由人”，若没有另一部分人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的一般现象得以实现，即若没有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广泛对立，就没有资本主义。马克思说，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生产更多的资本，因而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互为前提，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在一种“原始积累”（斯密称为的“预先积累”）中才能得到摆脱，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结果，相反是它起点。^[23]

原始积累是制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普遍对立的社会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空间性社会关系得以最终确立的社会运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一旦确立，就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4]，把封建宗族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和金钱关系，按照资产主义自己的要求创造出一个世界，汇聚成“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

显然，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包含了三个维度，即“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25]。强调社会空间思想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性质，是列斐伏尔开创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基石，也是资本与空间的“理论对接”所在。

（三）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1．“社会空间”的界定

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理解始终与社会生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最好把“空间”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空间化”^[26]。空间绝不是静止的物理容器或抽象思维中的质点，而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性过程，是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下的社会实践性的建构过程。由此，在列氏看来，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就是强调空间的实践性，空间是社会实践所塑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化，从而形成“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就是一种社会的产物。”^[27]这是列氏对“社会空间”概念最抽象的定义。依据列氏本人的意见，这一定义可作如下解读^[28]：

第一，正在枯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发展要以自然空间为物质基础，要源源不断地从物质性的自然空间汲取养料。尽管自然空间的延展是无限的，但在社会空间可触及的范围内，自然空间又是有限的。社会空间只是建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的“第二空间”。第二，不同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空间。他把不同的社会空间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对应起来，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属于“绝对空间”，资本主义社会则对应“抽象空间”，而“差异空间”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空间形式。第三，因为空间可以在实践领域被生产，所以空间又可在认识论中被复制。他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的现在与再现空间三种空间模型，实践空间是对空间的物理形态的认知和使用。空间的再现属于构想（conceived）层面，是科研教授、专家学者和政客要员从事的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概念化的空间”。再现空间是生活（lived）层面。作为被统治的空间，它强调服从；作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可选择性空间，它又反抗现行的权力关系。第四，社会空间的历史性。物质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与进一步的社会空间性质和形态之更替的连锁反应，一个“没有生产出来自己的空间”的社会，“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29]。

可见，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界定相当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相关思想。列氏搁置了“绝对空间”，强调空间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意义，强调空间是社会实践、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30]。社会空间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固化，这种固化“也就是始于社会实践所形塑的时空节奏”^[31]。所以，列氏一再提醒人们，关注重点是空间的社会性生产问题，而不是空间中的物质生产现象。由此，列斐伏尔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形成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2．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政治经济学批判

列斐伏尔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纯粹且简单的“再次重复”（redoublement）同社会事实相违背。^[32]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转化为“空间自身”的生产。令其转变的原因：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力自身的成长”突破了自然空间的界限，使空间本身的生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其次，在资本主义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例如建筑学、园林园艺学、信息技术、太空技术、量子力学、控制论、交通运输等等，它们为空间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保障和技术支撑。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构成了列氏“空间生产”思想的理论旨趣和主要内容。

所谓“空间生产”^[33]，列斐伏尔认为，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科学技术和征服自然界而产生的对立面^[34]，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新形态。列氏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界定为空间的社会性存在方式。他认为，社会关系的生产既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空间存在，这种关系或这种存在的自我投射就是空间生产的过程。^[35]列氏把空间意蕴容含在社会生产的概念中，而非将其视作精神或自然实体。但不同于马克思对“生产”理解的是，列氏把“生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秩序化和结构化生成，从而使空间生产表现为某种时空秩序的自我形塑、扩张和重组，即在空间中生产空间本身。具言之，空间生产包含如下三方面：一是，空间本身是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个人的消费对象，它既是生产手段亦是生产目的。空间的生产构成了社会与个人生命进程的“本体论概念”^[36]。二是，急速扩张的城市化和社会的都市化。^[37]前者表现为城市基建的完善、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后者呈现为社会价值观的重构、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生产与生活行为的个体化与网络化。三是，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的变化。空间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结构功能体系，空间生产必然引起相应功能结构的变迁。

不仅如此，列斐伏尔还批判了空间要素的价值（剩余价值）化、全球化和“都市革命”、日常生活的空间秩序化。第一，那些空间要素（如建筑、土地等等）曾作为“不动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随着资本流动性增强，空间要素出现了动产化，土地要素的集中管理、资本投资的投机性增加等等。动产化的过程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自我调价功能，造成不同地区、国家经济地位的普遍不平等，而不平等事实只有一个核心功能，即阻止平均利润的下降趋势。所以，土地、自然空间等要素经过空间性包装具有了价值，从而被纳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当中，最后产生了一些地区空间富有而另一些地区空间稀缺的“空间矛盾”。空间矛盾的背后是内置的生产关系的对立。^[38]第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得以存续的重要手段。资本通过全球化实现了世界性的生产、交换、流通、销售的一体网络，是社会空间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和扩张，世界一体化秩序为资本积累与资本全球流通提供了空间平台。不过，全球化没有抵消区域空间呈现出的碎片化、地方化、民族化现象。列氏的“都市革命”理论核心是，都市是一个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意识形态空间结构，其空间矛盾表现为空间要素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间的抵牾，城市建筑不断推倒重建、城市公共空间深度商业化等等。第三，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方面，日常生活从边缘的私人地带走向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中心区域，“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39]即人的社会空间的总体呈现，最终使日常生活被资本逻辑制度化、秩序化，让现代消费体系和娱乐广告等技术官僚实现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殖民化统治。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最深层本质的界定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的对接是，强调社会劳动实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建构，但这里没有一个物质上的“空间原子”。站在马克思的角度可以发现未来列氏的影子，解读列氏的空间生产理论亦可窥见他对马克思的继承。

接下来的问题，如何在抽象逻辑中分析资本与空间的过程性关系，在这个过程性关系中，空间如何构成了资本运动的自我表征而成为资本本质的建构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