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述评与研究问题分析

（一）文献述评

恰如前文所述，如今学界的空间批判理论都是围绕资本批判问题展开的。从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著作可知，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继承和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多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空间批判思想，这也是国内学界的学术热点。无论就理论延承的逻辑来说，还是就资本运动的历史现状而言，不可能、也不应该绕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另外，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研究的学者聚焦的具体问题并不一致，所以文献综述将围绕选题中心展开，采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国内研究同国外研究相交叉的夹叙夹议的方式梳理材料。

1．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情结”

马恩没有明确而系统地讨论过空间问题，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毋庸置疑是直接来源于对马恩著作的解读——肯定性视角和否定性视角同时存在。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位空间维度，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只是按照“一元”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时间”的唯物主义路径展开。所以，列氏要在《空间的生产》中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为“历史—空间”的“二元”唯物主义。苏贾也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重构，以便包容显著而又重要的空间这一方面。……沿袭传统而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统观念并没有为空间这一问题留出多少余地。”^[23]但哈维怀抱着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24]理论的雄心，否定了这种观点。一方面，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直接来源；另一方面，熟读《资本论》的哈维非但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理论缺位空间，反而从马恩众多经典^[25]中挖掘出大量的空间思想，“从空间维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来自马克思”^[26]。马恩以资本批判为核心，围绕生产积累、劳动分工、城市发展、市场销售等内容讨论空间问题。

西风东渐，探究马恩是否真的“往往沉湎于历史的想象，其直接后果就是漠视空间，就是缺乏空间想象”^[27]问题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之一。早在1996年，俞吾金就涉及马克思空间思想研究。他认为马克思空间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感性时期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8]、《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时期。^[29]当然，将《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空间思想的成熟之作的国内学界观点，就不胜枚举了。现在，也有不少将马克思空间思想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30]

2．空间生产与资本批判

空间问题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序列中，可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两条基本路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中，虽然，空间问题研究关涉诸多具体方面且这些方面彼此联系，但是，笔者在综合国内外研究资料后认为，该路向还可以恰当地进行如下方面分类：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空间批判思想；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国内空间问题研究聚焦的几个公共主题。

（1）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空间批判思想

众所周知，列宁、罗莎·卢森堡^[31]和托洛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富含空间思想。三者间的理论对话和学理共性之特点十分突出，不过相异处也是存在的。

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本质的解释和对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分析与鲁道夫·希法亭^[32]有高度的相似性。^[33]他用“不平衡发展理论”解释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进而论证出当时现代殖民制度的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性质，帝国主义的垄断结构首先是建立在地理殖民统治的物理空间基础上。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布满全球的金融资本逐渐取代工业资本成为资产阶级全球压迫与剥削的主要力量。“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上的差异。”^[34]在今天，股票期权、金融信用等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印证了列宁的光辉理论。

不同于卢森堡和哈维的是，帝国主义的空间性质绝非帝国主义之实质。列宁始终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视角分析帝国主义问题的。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其中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货币资本对生产资本的支配，这个广泛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因而，金融资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自身性质内的调整，也意味着资本主义一般性获得了自身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革命方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所以，帝国主义间的领土问题、势力范围和对殖民地的剥削问题，在列宁这里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谋划、经济策略。列宁谈的“空间转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特殊形式变化后的资本输出问题，与典型的商品输出相区别，而非笼统地讨论一般资本对全球空间的政治规划和权力占有。^[35]这是列宁同哈维的区别。同时，列宁没有如卢森堡的逻辑那样“断言在缺乏‘外部’市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积累是不可能的”^[36]。这是列宁同卢森堡的区别。

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是，无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还是从消费市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必须建立在世界的二元空间格局中，同时它又必然要消灭这种空间格局。“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和滋生的场所。”^[37]这点明了非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必要性，而“资本主义一旦完成了对世界市场的征服，其崩溃就不可避免”^[38]。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被很多人解读为“资本主义的自行崩溃论”，显然是有道理的。这是卢森堡有关资本积累的空间界限的核心观点。

卢森堡的观点同“消费不足理论”紧密相连，即假定了资本积累的动力必须来源于消费需求的实际增加。该理论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消费不足论和哈维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空间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之一。卢森堡混淆了个别资本需要和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之间的差别^[39]。这与阿格列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提出的“外延型积累”和“内涵型积累”体制理论类似^[40]。至此，马克思的消费不足论变为一种修辞上而不是理论上异于凯恩斯主义的“修正理论”。^[41]由此不难得知，基于外部空间视角的资本批判存在进一步探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托洛茨基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思想。这构成了“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内核。马克思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2]托洛茨基明确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在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国家会形成一种结合体形式，在这种混合结构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了其他一切关系。这种结合体形式使得“边陲资本主义”可以不按照已有的资本主义发展路线来发展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历史过程之最一般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上暴露得最为明显与复杂。在外来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从事跳跃。从不平衡这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发生出另外一个规律，……可称之为配合的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43]显然，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不但与斯大林“物质决定意识”推论出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线性规律相矛盾^[44]，而且对今天全球性空间问题，尤其是资本的不平衡发展的学术探讨极具启发意义。

（2）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

哈维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研究空间问题的理论旗手。自从他把研究兴趣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其理论基核是十年潜心研读《资本论》的成果即《资本的界限》提出的“三级循环”和“时—空修复”理论。哈维始终基于资本积累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论述空间问题。

资本主义“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45]哈维的观点很明确，资本积累之内置逻辑的直接表达形式就是空间扩张。资本的“三级循环”与“时—空修复”理论是哈维自己的理论基石。

首先，他把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称为资本的“初级循环”。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造成了产业资本的不断贬值、商品的堆积如山，由此引发了资本积累的第一级危机。其次，他把资本家通过投资固定资本以延迟资本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以解决第一级危机的方式称为“时间修复”；同时，把资本流向固定资本和消费投资的形式叫做“次级循环”（城市空间崛起就是次级循环的结果）。可是，“固定资本循环被卷入了技术变革、不平衡、危机形成、过度积累和贬值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力量之中”^[46]。大规模投资固定资本并不能根除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因为固定资本的规模与资本的周转时间成正相关，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对立。进而，消费投资成为次级循环的必要环节。固定资本投资和消费投资都需要金融资本和信用体系的支撑。一方面，资本积累危机为自己开辟出可以进一步积聚的金融空间，但同时也把危机推向流通领域的新维度——金融空间（虚拟经济空间）。由此资本积累危机造成了双重结果：“固定资本贬值的危机与金融危机。”^[47]在“时间修复”环节发生的资本积累危机就是“第二级危机”。最后，资本由于“时间修复”失败而转向“空间修复”策略，“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48]。哈维把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教育和卫生保健等方式吸收资本的过程称为“三级循环”。但经济危机也随之转移和扩大，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即“第三级危机”。是以，“地理上的扩张充其量只可能是加剧了的国际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后果”^[49]，即资本积累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哈维还谈到了资本积累的后现代地理景观——“时空压缩”。他认为，因资本积累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不能继续开拓其积累空间，所以需要一种弹性生产和个性消费的灵活的生产方式来克制福特主义的积累危机，即后福特主义。“这样的灵活生产体制使产品创新的速度得以加快。”^[50]以信息通信和高速运输技术为物质基础的全球性网状生产体系能通过“消灭时间”来“延伸空间”，带来了后现代的身体感知——“时空压缩”：人们体验到了普遍的、不可抗拒的压迫和快速的流动感，一切都在剧烈的流动中。

笔者认为，就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而言，是哈维而非列斐伏尔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空间化问题的研究。^[51]在国内学界，这点尤为显著。只是，国内研究的整体特征是“借题发挥”，所以，笔者对国内研究只做整体梳理。

（3）国内空间问题研究聚焦的几个公共主题

第一，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这是从资本积累的时间维度研究空间问题，侧重于对资本积累和空间生产间的内在逻辑的分析。庄友刚指出，“资本逻辑顺应、促进并利用了空间生产的发展逻辑”^[52]。刘爱文认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组织结构，能够为资本积累机制提供有效支撑，资本积累容含了空间生产的映射要素。^[53]仰海峰探讨了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自然”同资本逻辑的关系，认为“第二自然”是与资本逻辑同体而生的，是资本逻辑的空间规划。^[54]张凤超辩证地分析到，空间秩序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也是资本积累的前提。这是一种对现存过程的一般性抽象。^[55]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哈维的相关思想来研究这个问题。例如，程晓认为，资本积累不只是单独的时间上的连续或者空间规模上的扩展，而是一个复杂的时空综合体。因为资本积累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有本质性联系，所以资本积累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自然与全球空间生产有紧密关系。^[56]

第二，资本积累与全球化。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创造出的空间体系是研究资本空间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春敏谈到，全球化是资本空间扩张的内在本性决定的；并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和“断裂性”并存，这一特征与列宁、卢森堡等经典理论家的帝国主义思想一致。^[57]仰海峰从跨国垄断的角度剖析了资本在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生产格局和权利架构，明确认为全球化是资本的空间布展。^[58]张佳也认为，随着资本积累在时间维度上的趋“零”化，全球空间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境遇，“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化史。^[59]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资本积累和全球化。高峰从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间的波动性与空间的不均衡性讨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调整情况。^[60]张晶从国际关系视角系统地梳理、研究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了资本主导下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之复杂的时空格局。^[61]魏海燕深入研究了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思想，得到帝国主义之实质乃是资本的世界空间扩张的历史过程之结论。^[62]

第三，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城市空间与全球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列斐伏尔曾把现代城市空间称为“积累的摇篮”。郭文阐述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力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双刃效应以及如何平衡“资本”与“人本”的关系。^[63]董慧偏重于城市空间的生态问题。^[64]周立斌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析中国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65]庄友刚认为，个性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是空间生产的逻辑指向，城市作为后现代空间生产的主要形式和发生场所，城市空间的生产生活便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密切相关。^[66]陈忠分析了当前的城市空间问题，如城市异化、空间拜物教等。在田毅鹏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富含空间思想，有关城乡对立、城市劳动分工、城市工业的发展能够成为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动力等理论，能为研究今天的城乡、城郊等关系和社会空间结构的复杂变迁提供新视角、新启发。^[67]

第四，资本积累与金融化。金融资本或股份、信用、期权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宋宪萍等认为，资本的金融化和空间化循环是资本自我修复的两种方式，同时它们又是相互矛盾的，会促使资本循环系统脱离均衡状态，从而加剧资本循环的断裂。^[68]童珊亦是从资本的自我修复角度讨论资本的金融化与空间问题。他认为，资本的金融化过程具有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的双重性特征。但与宋宪萍等人的观点相反，童珊认为空间化与金融化特征能够融合在一起，并且是以资本周转最快和成本最低的形态存在，从而实现了资本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的高效运作，保障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国家的资本能够在短期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69]强乃社指出，资本的金融化同样是空间事件。资本积累是一个延续和连续的时间过程，由此需要空间转移即金融化，开辟一条资本积累的虚拟空间路径，尽管空间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的危机倾向。^[70]王修华等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解析资本的金融化和空间化问题。他们认为，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呈不均衡态势，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一个金融集聚又扩散的动态过程，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的相互作用是金融进行空间调整、空间深化和空间完善的自发运动。^[71]

第五，产业转移与空间布局。从已梳理的文献看，产业转移理论并没有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中占据一定席位，因而国内学者对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理论研究中也基本没有涉及这方面，^[72]但哈维本人曾从地理学角度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一文中讲到，地理转型和非均衡的地理情况为资本积累提供了空间转移平台，即产业转移。不过哈维没有专门研究产业空间转移的著作。因此，国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发生脱节。韩艳红认为，马克思主义含有丰富的国际和区域产业转移思想。因为，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前提，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质也就是国际资本的流动。这些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现代殖民制度理论、价值转移理论都有密切联系。^[73]黎金钊也认为，马克思、列宁的资本流动理论是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性理论，能够揭示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道理之所在，对现当代国际资本全球空间转移现象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和透析力，对我们认识国际产业转移具有重要价值。^[74]丁建军指出，新经济地理学（NEG）是在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中解释产业转移现象，虽然这是一种均质化的空间环境，但产业转移的发生依旧是不可避免的；产业转移不仅是指扩散，聚集本身也是一种产业转移。从聚集形式探究产业转移，可以视之为城市化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也是劳动力资源聚集和流动的过程。^[75]

第六，资本积累的时空界限。程晓研究了资本积累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界限。^[76]刘日明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资本性，资本逻辑的确带来了现代文明政治和现代文明社会；但资本将现代文明意识形态化和形式化，既造成了人生存意义的丧失和人的两极分化，这又构成了资本逻辑进一步存在的界限。^[77]车玉玲认为，从马克思和卢森堡判定的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就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论断出发，提出资本的内在发展逻辑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消亡的科学依据。车玉玲指出，当代资本以空间形式表现自身，与科学技术、金融消费、文化娱乐、军备发展等勾连起来，开辟了资本增殖的新空间、新途径；不过，资本的“空间占领”策略始终与物质资源相矛盾。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周期性”转为“结构性”，这预示着资本的界限已经来临。车玉玲的观点具有代表性。^[78]周嘉昕解读了齐泽克的“资本主义的界限”^[79]思想。周嘉昕解读认为，资本主义内置历史性的界限，它自身生产出一种阻碍其无限再生产的对抗，即生态危机、新的隔离与贫民窟、知识的“私有财产”化以及科学制造的社会伦理问题。其中，前三类问题都同空间生产有直接关系。自然资本化是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隔离和贫民窟就是空间栅格的具体形式，知识和产权的私有化是科学技术垄断和知识商品化的实质所在。资本的时空界限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同时也与时空哲学联系起来。资本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危机性质之间具有辩证的动态关系，是进行资本批判和空间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80]

3．空间生产与哲学批判

当代国外研究空间问题的学派并非只有“新马克思主义”^[81]一家，各家理论既交叉又联系。但应该明确，不同学派、学者间的理论重点并不一样。笔者依据文章内容，概述之。

（1）列斐伏尔的哲学视角(www.xing528.com)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当属空间批判理论的首部经典，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维度。安迪兹·热兰尼曾指出，列斐伏尔的作品凸显了空间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与范畴基础，通过此基础能够剖析空间在社会关系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可以由此发掘社会关系在空间维度上的形态。^[82]第一，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质，这是其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认为，现代空间是整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模式或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己特殊的空间。”^[83]笔者认为，这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概念的最好诠释。第二，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展开了空间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是高度异化的，它被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社会空间秩序商品化、同质化了，被发达的现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吞噬和控制，使日常生活空间殖民化，进而成为“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第三，改造社会空间的出路。列斐伏尔把艺术和日常生活融合起来展开“文化革命”批判是一条有效的社会空间改造路径。“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用来改变日常生活。”^[84]所以，应该在哲学层面把僵硬的、静止的地理学或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变成一种“差异空间”，使空间获得本体意义。

（2）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视角

苏贾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城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十分重视空间问题研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其历史决定论而导致了空间缺位，“一种执着的历史决定论往往掩盖了这种隐蔽的空间化，使得这种空间化似乎完全处于以后五十年批判性质疑之外”^[85]。他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长期遭遇忽视之后，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他把当前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进行归类：第一类，空间思维范式，代表性观点是曼德尔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第二类，那些现在还坚持传统历史分析与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轻视了空间维度；第三类，哈维和卡斯特虽然接近列斐伏尔和曼德尔，但“他们规避公开承认空间性富有构建的意蕴”^[86]。“以社会为基础的空间是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87]笔者认为，苏贾的空间批判理论并没有抛弃时间性，他在《第三空间》中重谈历史和时间批判的重要地位，他的中心议题是“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性的再平衡”^[88]。苏贾的空间理论涉及黑格尔、马克思、曼德尔、列斐伏尔、哈维、詹姆逊、卡斯特、福柯等众多名家。他的空间批判理论涵盖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身体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等；他把《资本论》理解为“无空间的封闭体系”，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空间缺位”归因于对黑格尔代表的空间主义本体论和现象学的批判。^[89]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本体论的道路上，苏贾是走得最远的、也是最坚决的一位理论家。

（3）列斐伏尔、苏贾和哈维等空间批判理论引起的激辩

列斐伏尔和苏贾对马克思理论的评论引起了哈维的不同意见。哈维并不认为马克思缺乏空间思想。不过，哈维游走于列斐伏尔和苏贾之间：他一方面要解决列氏留下的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占有并生产空间得以存续的问题^[90]，另一方面要克制苏贾试图建构的空间本体论哲学倾向。因而，哈维的侧重点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开掘空间维度，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三位学者的争论从欧美大陆延伸至中国，并演化为如下争论：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的理论定位；空间生产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是否有自身独立的逻辑。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的理论定位。学界鲜有人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不过，在承认需要空间转向的前提下，这种转向在理论定位方面明显分为列斐伏尔（含苏贾）和哈维两个基本倾向，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一个“母题”。王南湜认为，空间批判理论和“时空压缩”的确是一个相当新颖且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资本论》并不“反空间主义”，故无须在基本理论层面进行“空间转向”。^[91]不难看出，王南湜把“空间转向”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等同起来，反对列斐伏尔、苏贾等学者对空间思想的理论定位。而钱厚诚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批判的时间纵向路径被拓展（其实是“置换”）为空间横向路径。^[92]刘怀玉也谈到，资本变成以空间生产的方式存在。^[93]钱、刘二位学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母题”，但其主张却不能排除空间本体论倾向。而更多国内学者认同哈维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具有空间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空间维度，也应该实现空间转向。孙乐强认为，列斐伏尔、苏贾等人企图用一体化、绝对化的空间扩张逻辑代替马克思的资本生产逻辑是消解而非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行为。^[94]这种观点在国内学界颇具代表性。

第二，空间生产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是否有自身独立的逻辑。这个问题事实上直接关系哈维“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雄心。这成为本书选题的触发点：空间生产到底有没有自身的逻辑？空间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积累的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进而，空间于资本本质而言的存在状况到底如何？对该问题的思索，以下学者的观点比较典型。

陈硕阐释了马克思是如何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坚实基础的；^[95]刘怀玉则从“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的视角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96]庄友刚则始终把空间生产纳入更为宏大的历史向度中，从物质生产实践改造空间结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谈论空间问题。^[97]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当然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分析得到的，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回应列斐伏尔的观点：当代社会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空间中的生产”变成了“空间自身的生产”（化用列斐伏尔的表述）。然而，究竟什么是“空间自身的生产”？“空间自身的生产”之逻辑在哪里？空间生产是被他者推动的历史客观要素还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从“空间中的生产”转换成“空间自身的生产”的时代动力是什么、途径怎样、有何影响、最终如何被否定？关键是，这种转变是一种现象描述还是本质凸显？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囿于哲学框架还是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是描绘世界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图景还是深究资本的内在规定？

（4）其他学者的空间批判理论

第一，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视角。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空间批判理论可以展开为资本维度、批判维度和实践维度。首先，资本维度。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文化心理、时间体验日益空间化。后现代社会“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对象都空间化了”^[98]。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新方式“为资本的转移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隔阂”^[99]，后现代空间表现出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是有确切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现实根据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100]。第二，批判维度。他明确把后现代社会的空间分析置于整个资本主义运行的历史框架中，后现代社会“从内容到形式完全融入商品生产和消费”^[101]。他认为解析后现代社会即当代资本主义的最佳方法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实践维度。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会有相应的新特征，分别通过建筑空间、视觉空间和电子空间体现其实践本质。建筑的装饰、文脉和风格诠释了相应时代的空间特质和意识形态景观。所谓视觉空间的实践本质，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拟真，是消费主义的文化要素，是一种符号性质的形象商品。电子空间的本质，不过是依托于信息网络的金融资本统治下的虚拟社会呈现出的文化心理，是电子空间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逻辑”^[102]。

第二，卡斯特的网络社会视角。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卡斯特敏锐地捕捉到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革命风暴业已到来，并剧烈而迅速地改变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103]。一系列相互链接的点构成了网络，点与点之间没有物理距离或具有相同的距离，只要遵循共同的信息符号编码就能实现彼此间的联通，从而构成网络社会。所以，传统的时空体验在网络社会中被重构了，历史性与共时性融合成为“没有时间的时间”或“由时间结晶化了的空间”^[104]。他认为，网络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空间”。“无时间的时间属于流动空间。”^[105]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具有如下三种功能。一是，信息是资本城市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形成信息资本主义。^[106]二是，巨型的信息城市的产生。“信息时代正在展现一种新的城市形式，即信息城市”^[107]，信息城市是信息经济的集聚地。三是，网络社会构建新的社会认同。卡斯特区分了构建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网络社会认同，即社会统御性制度引起的合法性认同、对反对社会统御性逻辑的抗拒性认同和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社会秩序下的规划性认同。只是，卡斯特“忽视了城市人文特征背后的经济动因”^[108]。

前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高质量成果。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然不在话下，列斐伏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苏贾试图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本体论哲学，哈维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空间批判图式，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视角的空间批判理论独树一帜，卡斯特网络空间批判理论极具前瞻性；国内学者在梳理、译介国外空间批判理论的同时为“中国化”做了贡献，取得不菲成绩。当然，这些研究存在可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空间。因为资本与空间生产问题（凝练为本书研究的“资本空间化”问题）自身是真实的、有效的，即这是真问题。

暂时抛开政治经济批判路向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抽象出一个普遍的哲学争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涉及的空间问题可以抽象为哲学批判内容：剖析资本空间化的非辩证思路。这种思路呈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结构主义与非结构主义之争；其次，实证主义倾向。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学术讨论中，始终存在着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之争。卡斯特认为，在逻辑上，空间是先于人类活动的存在结构；列斐伏尔坚定认为空间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但列斐伏尔和苏贾一样把空间本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空间的实践性质，因而存在把空间永恒化、自然化的危险，进而在最高维度将空间视为没有历史的共时性结构。作为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哈维倒是十分重视资本对全球化空间的改造，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空间批判理论研究的乌托邦路线，试图将空间地理与历史唯物主义“拼接”起来，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可哈维的整个理论元点并不是剩余价值生产——这是《资本论》最核心问题，而是“使用价值”的生产。^[109]哈维空间批判理论有种对物理空间进行“机械占有”的痕迹。他虽然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本体论倾向，但哈维在众多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一大学术特点便是基于地理景观的那种实证主义经验的色彩^[110]，这点显而易见。另外，卢森堡与哈维共同的理论不足，和列斐伏尔、苏贾、哈维三者引起的学理争论焦点均在前文陈述了，在此不赘述。

围绕资本积累的空间问题研究，国内学界聚焦的那几个公共主题除“资本积累的时空界限”外，事实上都避开了空间之于资本的内在概念的探究：他们是在谈论资本如何致使空间生产（第一章解释了资本宰制下的空间生产的本质是“资本空间化”），而不是资本是否有空间性质。他们的论述颇有几分“占领策略”的意思。在笔者看来，由于对空间内涵的理解很容易与物理空间这一具体的外延形式等同起来，所以，有学者采用实证主义路线探究“空间生产”问题就不足为奇。首先，把空间视为物理分割；其次，对区域内部进行模型化分析，就像研究数学公式一样研究经济问题；最后，比较各个空间的模型差异，得出结论。事实上，这种计量式的空间经济学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毫无共同点。^[111]

因之，笔者提出了论文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二）研究问题

（1）资本本质与空间的关系问题

为何马恩在著作中大量谈及空间却不把空间纳入资本内核？为何资本本质的展开片刻也离不开空间？为何《资本论》第一卷没有在绝对剩余价值就讨论具体的空间问题，而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才第一次纳入空间要素？也就是说，在马恩经典中，为何空间之于资本批判的时间维度来讲，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被忽视掉、要么提升到与时间并置的本体地位？在概念一般层面，资本与空间是分裂的二元论，还是动态的、辩证的关系？空间于资本而言是绝对的内生要素，还是相对的内生要素，还是一个有层次的、逐渐展开的要素？要知道，作为内生要素，空间未被定义到资本本质的概念中；作为外部要素，资本积累却又根本离不开空间要素。由此可进一步追问，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空间生产有无自身的独立的逻辑？资本空间化问题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吗？如果是独立的，又在何种程度上承认这种独立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跳出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维范域。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集中于第一、二章。

（2）资本空间化的界限问题

这个问题与资本积累危机联系起来。在马恩时代，激进的无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让腐朽的资本主义示人以大厦将倾的印象。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论家们开始反思世界市场空间和世界殖民体系对资本主义存续的正面作用，并在反思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除了综述中谈到的内容外，还包括结构主义和机械观十分浓厚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的世界生产体系与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他们一方面借助全球空间解释历史上资本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此看到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这样看来，空间对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言是外部“补救措施”。可是，倘若将空间视为资本运作的外部要素，那么就会在根本上消解空间对资本来说的那种界限性质：空间边界作为资本运作的外在界限通过技术被反复打破和重塑是可能与可行的。作为外部要素的空间不可能是资本界限，就像英吉利海峡不是资本的界限、地球不是人类足迹的界限一样。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展开，即资本已有的空间形式和资本的空间界限根源于空间本身，或资本本身，或更为复杂和辩证的关系。

这个问题通过分析资本的空间扩张路径和由此造成的带有双重性质的影响得到回答。这是第三、四章的全部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3）资本空间化这一历史运动的辩证否定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资本空间化的界限之后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家给出的回答是“空间正义”的政治解放纲领，国内学者给出的回答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正义”实践（具体围绕我国的城市建设展开）。这两个回答把“资本的空间界限之后是什么”发问推进为这样：一般语境（资本主义世界语境）下空间正义如何与中国化对接（空间批判理论“本土化”）？我国空间正义实践如何对待资本？如何既能利用资本又可节制资本？

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要在资本与空间之概念一般关系中求得，即回到第一个问题中获取答案。这一点将会在最后两章的论证中得到阐述。为何必须如此？笔者的分析是这样的：

鲜有国内学者在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分析中国空间问题时提出这样的疑惑：既然资本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概念，那么，中国的资本空间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作为一般手段的使用还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使用？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在空间正义实践中“利用资本”与“防止过度资本化”的逻辑和现实可能性在哪里？如果是后者，似乎推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伪命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发问方式具有一般性，试图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借鉴到中国都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资本高度活跃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该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在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上，资本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依据。“区别”在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不过，只有在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才有区别的必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辨析无须区别，因为那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事实。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即便是将社会主义因素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免要受到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制约”^[112]。这句话对探讨中国空间问题极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简单的“资本手段论”已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中分析才可以。

这个问题对应本书第五、六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