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来源和研究价值

通常说的“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直接经验到的场域，即人类活动范域外的自然空间和人类活动触及的“人化”空间。在经典力学视阈里，这两类空间都具备可感的广延性，一切能被人们感受到的广延性和由这些广延性按照一定的秩序、规则所构成的无限的几何学实体便是空间。人们并非在观念中，“而是从这些具体量和可感知的事物的联系中来理解它们的”^[1]。亚里士多德把空间比喻为容器，“恰如物体皆在空间里一样，空间里也都有物体”^[2]。长期以来，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基本如此，直至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人们意识中的空间是千百年来不曾易变的山村田野之景象，他们既无法触及直接经验生活之外的空间存在，亦无法深度改造自身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有关空间的相对稳定的意识，空间呈现为笼罩在人们身体与精神周围的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自然环境，“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3]，人们对之充满了敬畏。这或许可以视之为自然中心主义形态的“空间拜物教”（或许称之为“空间拜神教”更为合适），这是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特有的空间观念。

不过，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一切。15—17世纪，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的开辟，美洲与澳洲新大陆的发现和其他航海活动，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地理空间的全貌，进而颠覆了过去那种狭隘的空间认识，促成了近现代空间观念的产生。空间不再局限于个体体验到的村舍田庄，而是与全球景观紧密联系的地理面貌和社会环境，即山川风貌和乡土人情、文化习俗和民族体征联系起来。空间（这里等价于自然环境）的神秘色彩悄然褪去。空间作为宰制人的本体性实体变为急需被人发现、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性存在：从自然中心主义转向人类中心主义，从哲学的本体论倾向转为认识论倾向，从盲目地敬畏自然、服拜自然变为人为自然立法、控制自然。“空间”包容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质。一方面，两种空间观念具有同样显著的形而上学特征；另一方面，知识力量与工具理性取代了蒙昧的自然神学。虽然，农耕文明时代的形而上学变成了机械工业时代的形而上学。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容器空间”说和牛顿的“绝对空间”观相似度很高，但区别仍然是有的。

产生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掀起了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强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殖民运动，渐次形成了以欧洲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新纪元到来了。作为人们统治对象和利用工具的空间，既在不停膨胀，表现为现代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又在不断缩小，因为在相对意义上，交通工具的累进式提速让世界地理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农业文明时代的空间面貌仿佛是永恒不变的，工业文明时期的空间景观却烙上了人类痕迹和社会情境，空间不断被加速改变着。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农业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有云泥之别。物质性的空间本身和反映在思维意识中的空间观念，都是由物质生产方式所根本决定的。

所以，人们对空间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根植于基本的物质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宏观语境和它的深层逻辑。这一原则将在后文中展开为若干个具体的论证基点，但这里只直接关涉本书问题研究的缘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列斐伏尔开启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的时代语境。

（一）问题缘起

“20世纪空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之外，当代空间获得了扩张的新途径，在生活继续加速的同时，空间也在扩张。”^[4]因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具体路径经历了深刻变革，实现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1914年，亨利·福特^[5]发明了流水线式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产业生产制度。这种生产制度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管理的新策略和新观念、组织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精密计算。不过，起初福特主义并未被产业资本家普遍采纳。它能被推广完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因为，与凯恩斯主义结合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暂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一，标准化、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对时间的严密规划和对劳动力使用的精密计算能倒逼组织管理与技术的创新，从而推动产业升级。第二，福特主义注重培育再生产优质劳动力的土壤，不但保证劳动合同的长期性、保证劳动报酬与生产效益的正相关，还善于从美学和心理学角度安抚、慰藉工人，让他们养成适合资本市场需要的家庭气氛、道德观念、节俭意识和生活规律。凯恩斯主义与福特主义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相得益彰。政府的干预能够在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循环持续几十年，造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长期繁荣的景象。福特主义“一直到1973年的明显衰退，才破坏了这种构架，一个迅速的、迄今还没有被很好理解的、积累体制中的转变过程开始了”^[6]。

福特主义为何遭到破坏？为何会出现明显衰退呢？因为福特主义显得“刻板”。第一，规模化生产排除了灵活多变的可能性，而用于战后大规模城市重建的固定资本投资不仅周期拉长、风险增大，而且已经趋于饱和，生产投资缺乏弹性空间。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拉低了资本积累率，增加了公共开支，使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攀升，进而使大众消费空间日渐萎缩。第三，与凯恩斯主义结合的福特主义催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形态，把“大劳动力、大资本和大政府”^[7]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整体控制的、资本逻辑与政治权力相互关系的固化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走低的资本积累率和走高的财政赤字，启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调控手段，从此通货膨胀浪潮滚滚袭来。这一切可概括为资本积累过剩危机。资本积累需要新的具体方式，即大卫·哈维^[8]言之的“后福特主义”或“弹性积累”模式。后福特主义的特点：第一，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个性化消费需求，采用灵活多变的个性化生产；第二，培育多样化的服务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日常生活服务；第三，重构劳动力市场，采取弹性工作时间制度，采用转包、外包、临时等用工形式；第五，依托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通信和网络科技；第四，广泛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一个结构层次分明但又能保证一切商品、劳动力、货币等资本要素顺利流动的层级化的生产结构和销售组织，曾经的“块状”经济结构体系变成了扁平的“网状”体系。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这个转变，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空间问题。掌握了精尖核心技术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借助知识、技术和霸权重构全球空间。重构的基本方式是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化、信息化、生态化的生产和消费，并把去工业化的城市改造成为集商业服务、消费娱乐、时尚休闲、高精尖技术创新于一体的大都市，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地理等诸资源要素有机整合的后现代“空间圣殿”；把低端的、有污染的、低利润率的实体产业转移到半边缘和边缘化的国家或地区，给这些地方带去工业制造技术而非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塑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权力结构和阶级状况，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空间矛盾。“迅猛发展的城市化使城市日益成为当代人类生存空间的主要形态”^[9]，全球性空间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为城市的空间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问题，正是福特主义遭遇失败、后福特主义崭露头角的时候。第一，工业资本逃离城市中心区域，工业制造和配套服务产业逐渐迁离城市中心区域。城市郊区和二、三线城镇或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工业制造落户生根的新空间。这样，在那些中心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区域就会出现如税收减少、人口凋零、就业形势严峻、公共服务业凋敝等社会问题。当然，工业资本必然推动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会消灭大量的农村人口。这是资本空间流动的必然结果。第二，金融资本再造城市中心区域过程中的问题。城市中心驱逐底层劳动者，同时，金融和服务业的兴勃，又会导致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多层次化，即无产阶级分裂为多个阶层。是故，社会利益和社会需求呈现为彼此矛盾、相互对立的多元化状态。如此，第三，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和花样翻新的社会运动在城市空间中高频爆发。为争夺城市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和空间资源，各种抗议等活动此起彼伏，成为城市空间生活的日常状态，例如，女权主义、性解放、绿色运动、种族冲突、自治斗争、动物保护运动、同性恋、宗教冲突等等。当然，隐藏在这些斗争背后的更为根本的城市问题是，城市繁荣掩盖下的阶级分化——首先是贫富分化。

这便是当代空间问题兴起的时代语境。从下文的“文献述评”中不难发现，或许不同学者阐释空间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但都无法避开这个时代语境。因为，空间问题作为全球性事件本身，它的凸显和理论家对它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的学术思潮的兴起）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当代，资本主宰下的空间问题呈现出此般总体现象：随着地理空间的消逝和距离的消亡，人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并置（juxtaposition）的时代，一个远与近的时代，一个肩并肩的时代，一个离散的时代”^[10]，一个萦绕着重重危机、感受到普遍压抑和不满但又无可逃遁的、高度异化的时空结构之中。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整个世界都呈现出网状性、流动性、共时性、科层性，同质而又区隔的特征。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等诸种空间形式彼此间发生碰撞、交织和叠加，不仅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还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如米歇尔·福柯^[11]的这个经典论断：20世纪是“空间崛起”的前瞻性彰显的时代。空间的崛起是由资本运动推动的。所以在本质上，探讨当代全球性的空间问题其实是在对空间维度进行资本批判，即空间生产问题的实质是资本空间化问题。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都认同的时代问题，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研究价值

第一，透过空间维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当代运动形式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资本解析和研判的重要的时代课题。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而空间恰好为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提供了新时代的视角，让经典的时间路径显得更为丰满。虽然笔者和国内部分学者一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这一表述持审慎态度，但该表述却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迫切需要空间批判这一方面之事实。空间这个整体，业已进入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中。^[13]当代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具体方式已经有别于马克思身处的时代。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立场，必须在经典原著的基础上，对资本的理解与剖析、研究与批判加入新的要素、提炼新的范畴、指出新的主张。(www.xing528.com)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首创性主张来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列斐伏尔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学者。他的空间理论切入点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危机。他的“空间生产”理论是“从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研究出发的，他的空间生产理论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14]。然而，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空间问题，而不是在哲学领域研究空间问题的著名理论家是哈维。“城市化研究必须关注资本积累过程……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等问题。正是从这些角度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15]如此可知，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始终剑指资本积累，这使他与其余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学者区别开来。此外，还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6]的后现代文化空间理论、爱德华·W．苏贾^[17]的后现代地理学理论、曼纽尔·卡斯特^[18]的网络社会理论等，都是围绕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问题展开的。

第二，不只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空间维度，空间问题研究也急需整体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如何看待时间和空间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苏贾讲得十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成为连接空间形式与社会进程的首选方式，也因此成为将人文地理学与阶级分析方法、将地理结果的描述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首选路径”^[19]。尽管，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本人没有明确的、系统的空间批判理论，但这不等于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没有空间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需要来讲，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资本批判的立场而言，空间维度既没有缺席也不能缺位。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系统化的和有机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时代化体现。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2年言道，空间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引人入胜”的领域。^[20]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资本的使用让僵化的计划经济变为灵活的市场经济。只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送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的资本，作为技术工具的资本的那种双刃性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空间问题。在资本的空间问题上，资本建设性和破坏性的现实力量驱迫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相关研究，既要从积极方面研究资本对空间生产的建设性作用，也要在消极方面研究资本对空间生产的破坏性影响。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李铁映等人就谈到建立城市学学科和进行系统的城市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问题，但当时中国的“空间生产”（列斐伏尔语）实践比较滞后。而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翻转：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空间问题，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却稍显不足。空间批判理论“本土化”是个问题。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是在2015年了。可见，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的现实需要来看，研究资本空间化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论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全球化方面，中国已经在众多方面融入全球化格局中，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也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产业制造链、市场销售空间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世界经济结构之中。纵然，中国拥有自己的知识技术和资源人口优势，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承接国际的产业转移，但中国并没有在经济领域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超越，没有位居经济链核心和顶端。这一点，从我们对外销售的商品种类和对外投资集中的地区就可以看到。中国出口的商品技术含量较低的居多，而在高端商品方面，中国主要承担技术组装的分工部分；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在高风险的、政局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优质的世界生产空间和市场空间并不属于中国。而且，身处世界地理、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中国，任何动作都会产生世界性的复杂影响。在城市化方面，中国面临的空间问题也很严重。尽管，2002年就提出了要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路子，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1]，然而，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之间依旧矛盾重重，农村问题、城乡二元空间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内部空间问题、自然空间问题等等，形成“农业—工业—后工业”三重金字塔空间不平等结构。这种空间结构既带有地理性质，也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性质。另外，在微观层面，还有诸如空气雾霾、交通拥堵、城市住房、社会保障、都市景观、拜物教等一系列空间问题。

第四，能够为我国空间生产问题、为实践我国空间正义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学术探索。

探究我国空间正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是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怎样建设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22]。因为，空间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不可缺失的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事业是一项科学的、长期的、复杂的和系统的社会工程，既要全面协调又要统筹兼顾。“十二五”规划纲要使用了“顶层设计”这个系统工程学概念，其中自然也应该包括空间正义事业方面。我国空间正义事业的实践必须首先从基本问题的理论分析开始，即讨论资本内涵的空间意蕴、资本空间化的抽象逻辑和由此导致的具体问题。如果能够弄清楚这一问题，那么，无疑会加深对“利用资本进行空间生产”和“防止空间的过度资本化”这种技术性命题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从而避免我国空间正义事业实践对资本采取“工具手段”这个简单的态度和立场，进而能够厚植实践事业的理论深度。

第五，从空间正义角度，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贡献一分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新发展，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所强调的协调、共享发展的空间生产正义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空间正义思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态空间正义内涵，以脱贫攻坚、调节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为目标的空间分配正义指向。这些思想丰富且深刻。所以，应该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目标，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正义理论的建构贡献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