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突围社会组织制度困境

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了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直接导致了其在贫困治理中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限制。

突破制度困境，就要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和法律法规建设，将社会组织参与贫困农村治理予以规范和引导，建立与时俱进的系统性制度环境。现阶段，从社会组织登记与管理方面来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条例中，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和备案等存在诸多限制，存在着“双重管理困境”，虽然在四川等社会组织比较活跃的地区，这些限制在实践中有所改观，但总体上这种局面仍然普遍存在。在《公益事业捐赠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暂行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法规条例中，社会组织获得的税收优惠政策、会计制度、税收征收等方面与其他主体没有较大区别，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在享受税收优惠和实行财务管理时，产生了一道无形的障碍。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相关的法律《政府采购法》中，还未将农村公共服务购买纳入政府的法定采购范围内，购买客体中也还未包括社会组织。对于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产品和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成熟，存在各自为政、多方约束等现实状况，这些制度性的约束导致了社会组织在开展自身的活动时面临重重阻力。与此同时，非制度化的约束也普遍存在，即社会组织在现实中的“合法性困境”。农村基层社会中存在着活跃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获得登记成为合法的社会组织，但是却通过自身在基层的行动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社会合法性对于社会组织的运作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需要以一定的公共权威为基础，否则就会遭受到传统治理权威的抵制，也会受到来自当地民众的不信任和排斥，权威的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对于社会组织的价值认同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在基层的认识上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比较欢迎和支持，认为其协助政府开展项目实质上是政府政绩的一部分。而有一些地区，社会组织被当作政府职能和权力的入侵者，政府持有防备和怀疑的态度，担心其参与的动机和对群众的不良影响。因此，如何与基层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实际上是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突破制度困境，要建立长效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尽管社会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强调不同于政府的使命和目标，强调本组织的自治性、自主权，但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致力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这是双方共存、共处与合作的基础。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而言，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他们运作的有利环境，要想实现组织使命，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和承认；还要争取获得政府的多方面资源支持，如经费、信息以及技术、设施等。(www.xing528.com)

当前，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仍然处于资源制约、行政制约以及合法性制约等困境之中。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取得何种资源和资源的数量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制度上缺乏生存空间，难以获得资源或者少量剩余资源，发展相对缓慢。一是应当完善政府购买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发动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中来，并对中标的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和监督，促进其专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二是应当拓展社会组织资源来源渠道。在调研中，草根扶贫类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渠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境外社会组织、官办社会组织或基金会、政府部门。境外社会组织大多为境外募集款项、接受国内外各项捐赠等；公募基金会则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资金募集，但这种募集带有行政吸纳的色彩，其最终以项目招投标的形式来进行资源分配，根据公募基金会的性质，投入各自关注的领域。政府部门的购买服务大多集中在城市及较发达地区，购买服务的类型多数以社区居民服务为主，对于农村地区生计发展、社会资本的挖掘等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因此，应当适当拓展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扩大其社会资源的吸纳能力和筹款能力。三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客体，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管理，同时应当加强行业规范和公共道德建设来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进一步形成政府管理、社会监督与非政府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化监管格局， 从而实现非政府组织规范运行和自主发展， 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经济建设、公益事业中的服务能力和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