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治理发展

基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类型及其与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亦促进了国内各类公益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海内外社会组织在参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组织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推动了专业性、本土性以及中介性等多种类型公益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以其公益价值取向和社会动员能力带动了更多社会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参与农村贫困治理进程，促进了社会治理多主体参与格局的形成。

四川省成都市尚明公益研究中心，发轫于“5·12”汶川大地震期间，最初被命名为“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是一个来自全国各地公益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的联合平台。2012年3月，尚明公益研究中心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社科研究机构。机构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方面，但通过能力建设、提供专家咨询服务以及公益研究活动，搭建起社会组织学习交流的平台，通过举办培训活动和交流活动，为合作的公益社会组织伙伴提供公益理论支持和公益活动的实操经验分享，并传授参与式工具和方法，帮助公益组织拓展视野、开阔思路，促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并协同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专业师生以及省内社科领域专家进行公益问题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2014年，尚明公益研究中心同16家社会组织一起承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雅安地区开展的“美丽乡村·公益同行——NGO合作社区发展计划”项目，为包括从事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社区服务以及能力建设的10多家社会组织提供以“助力工坊”为主题的陪伴和支持活动。

可以说，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同样需要社会组织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的整合、交流、分享与合作，以实现扶贫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及重复投入。而在此过程中，无疑将推动尚明公益研究中心这类平台类、能力建设类专业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同时，基于社会组织类型的差异尤其是官办、草根社会组织的性质差异，一些社会组织参与的农村贫困治理往往独立进行、各自为政，除对境外社会组织存在扶贫资源和项目资源的依赖以外，这种独立性、分散性特征在本土或草根社会组织中间尤为显著。然而，伴随农村贫困现状发生变化以及社会组织专业性凸显，这种各自为政、分散扶贫的弊端愈加明显，社会组织之间亦呼唤更多的交流分享和支持合作。

2013年，为提高公益社会组织自身管理水平、专业社会服务能力以及社会公信力，增进社会组织间互相学习、了解和信任的水平，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南部县乡村发展协会、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宣汉县海福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南江县贫困学生帮扶协会、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南江县秦巴山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等秦巴山区的8家草根民间机构在自愿基础上组建起“秦巴山区农村发展公益组织学习平台”。[43]学习平台成立之初就受到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由于学习平台成员机构都身处秦巴山区，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贫瘠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也给农村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学习平台建立以后，社会组织之间通过抱团取暖、相互鼓励，更加坚定了从事公益事业的信念和长期服务贫困乡村的决心。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交流分享活动，也提升了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的以及这类草根组织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除此以外，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也以其机构特点，进一步动员和整合了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对社会扶贫事业的关注和参与，这对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作为中国扶贫公益领域最大的社会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积极发挥其公益动员能力的作用，并不断促进组织向筹资型和资助型社会组织的转变。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英特尔发起“公益同行·社区发展计划”，并启动“i世界·社区发展创新基金”，旨在从社区人才培养、社区发展支持、社区能力陪伴三个层面，系统性推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这些彰显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等组织合作，整合社会多元主体力量，以公益创新推动中国贫困社区建设和综合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

总之，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仅推动了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和社会认可度的提高，也推动了扶贫、枢纽型等专业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以公益精神集聚更多企业、个人等参与中国农村的贫困治理进程，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社会组织扮演了公益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建设推动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本节基于对14家社会组织扶贫实践的实证研究，从具体的横向层面阐述了社会组织参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角色。包括社会扶贫的重要参与主体、政府扶贫的评估参照对象、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支持者以及公益社会组织发展及社会治理的积极推动者等。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角色定位也是复杂多样、动态发展的。这种动态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组织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调整变化，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制度环境的变迁发展，也表现在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基于不同的组织性质、贫困社区发展特征、政府互动关系、扶贫动力机制等因素而产生的复杂角色特征，即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角色是伴随组织发展以及农村贫困现状而发展变化的，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功能而兼有多重角色，也可能专注于某一种角色定位而趋向专业化发展。概言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角色定位问题，与社会组织本身的性质特征，与政府、贫困对象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类型以及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行动类型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进一步影响其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具体路径和模式选择，这些将在下文中予以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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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国扶贫基金会网站：基本信息，http：//www.cfpa.org.cn/。

[38]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网站资料整理，http：//www.cfpa.org.cn/pageDetail.cn？pageId=b74 5feb9a7074a12a56f9bc73ff4c0d9&p=cdf1ffca2d4549598a438e36bf5007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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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范永忠、范龙昌：《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制度研究》，《改革与战略》2011年第10期。

[43]2015年，学习平台的机构成员有所变化。目前8家机构分别是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南江县贫困学生帮扶协会、南江县秦巴山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宁强县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及南江县双丝带健康教育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