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内部自主依赖关系的表现形式

从现实调研情况来看，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体现在国际社会组织与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官办社会组织与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三种形式。大部分草根社会组织因其自身缺乏资源，更需要其他组织的支持与帮助，这既有利于整合扶贫资源，也有利于丰富贫困治理方式。

（一）国际社会组织与草根社会组织的互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策空间的开放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应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很多国际社会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建设之中。进入中国的国际社会组织一般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组织管理方式也较为完善。在贫困治理领域，他们也有一套系统的治理方式，可以为贫困群体提供丰富的扶贫资源与技术指导。为了更好地贴近贫困群体的社会生活，弥补人力资源不足的局限，实践自身的组织理念与发展目标，他们也积极地培育与寻求草根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贫困治理。草根社会组织的扶贫资源不足，技术能力较低，也需要国际社会组织的支持。所以，二者的互补合作就成为当前贫困治理领域中的一个常见的模式。一般而言，二者主要是以具体的贫困治理项目为平台，在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开展细致的合作。

（二）官办社会组织与草根社会组织的合作

中国的扶贫类官办社会组织，指的是由政府扶助成立并直接或间接受到政府各种特殊资助、支持以及支配的社会组织，其主要活动领域为扶贫。虽然现在一些官办社会组织已经在人员编制与资金来源上逐步摆脱了对政府的直接依赖，走上“去行政化”道路，在筹款渠道以及扶贫方式上正在走向市场化，但在现实扶贫实践之中，其已有的政府背景依然会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基于自身扶贫受以往政府扶贫方式以及体制内资源的影响，官办社会组织的行动方式有着清晰的政府行动烙印，这虽然在合法性以及进入扶贫领域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发展的瓶颈。

为了弥补自身人力资源不足，改善已有的扶贫模式与扶贫机制，拓展公共服务渠道，他们也正在积极地寻求转型，通过公益投标等方式寻求与本土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贫困治理效率。草根社会组织因其本身的筹资能力有限、社会资本匮乏，也会积极争取与官办社会组织合作，推动自身发展。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近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公益招投标等方式筛选出有潜力的草根社会组织，开展相应的贫困治理项目。贫困治理项目主要是由扶贫基金会负责统筹规划、提供项目资金，而中标的社会组织则负责实施具体的扶贫项目，最后由扶贫基金会联合其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进行监督评估。这一贫困治理方式，整合了扶贫资源，拓展了公共服务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草根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组织目标。(www.xing528.com)

（三）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

目前，中国的草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律、人力、资金、信任和知识等几大困境，很多草根组织无法依托正式的规章制度和程序进行日常运作，不得不寻求非正式的渠道进行运作以维持生存。基于这些困境，一些草根组织内部逐渐形成了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不涉及政治以及实现低成本操作等共识和规范。[11]也有一些组织有效经营了社会网络，在与政府部门及国际社会组织的合作中，他们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和资源。除此之外，草根社会组织内部之间的互动也是他们谋求发展、提升凝聚力、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主要是以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目标契合与资源共享为合作基础的，一旦社会组织之间缺少共通性，无法就合作达成一致，互动也就无从谈起。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以搭建学习交流平台、互通人力技术、互相监督评估等具体方式呈现的，通过这些互动，既可以共同为贫困群体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也可以提升组织的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

以秦巴山区的8家社会组织为例，秦巴山区大部分县均属国家级贫困县，近20年来，在帮助这些区域贫困农户和农村社区发展过程中，成长起了一批致力于农村发展的公益性组织，他们艰难地嵌入在公益认知缺失、公益支持缺乏的农村乡镇社区，以自己的服务和行动，推动着这些地域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秦巴山区农村发展公益组织学习平台是由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南部县乡村发展协会、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宣汉县海福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南江县贫困学生帮扶协会、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南江县秦巴山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8家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于2013年12月组建而成。学习平台成立之初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学习平台机构在共同摸索中，在不断地磨合、争论甚至是争执的过程中，相互鼓励、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有效地提升了农村社会服务的专业能力。[12]

在农村的贫困治理实践之中，草根社会组织内部的协作互动，可以更好地整合社会资本，发挥集团优势，充分调动贫困群体的内生力量，提升贫困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