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发展：1994-2000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进入了发展时期。1994—2000年这一时期，经济与政治体制的转轨逐步深入，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需求不断分化，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对教育、医疗和能力建设等长远发展的目标有了更多的认识。外部开放程度的增加和内部需求的日益高涨，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时代机遇。同时，这一时期贫困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人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绝大多数人口赤贫状态转变到了对温饱的追求上。1994年，扶贫开发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期限的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正式公布实施，力争用7年的时间，集中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聚集人财物等资源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在此阶段，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的项目仍然在继续推行，其中包括青少年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中国光彩促进会的“光彩事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幸福工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春蕾计划”、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中国扶贫基金会“贫困农户自立工程”等多种项目工程形式的扶贫活动，这些项目带动了社会人士及民营企业家的参与，带来良好的社会宣传效应。

国际合作的加强促进了国际组织参与扶贫工作。这里的国际组织泛指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双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与消除贫困相关的活动，包括与扶贫职能部门、其他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的各类项目。而且国际社会组织的范围得到扩大，不仅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参与中国扶贫开发，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不断进入中国。这些组织大多注册在香港或者是以在国内设置项目办公室的形式开展项目支持，主要是提供紧急救援、儿童健康、妇女权益保护、发展产业以及保护环境等。

这些国际组织主要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综合发展项目，以及改善公共服务项目、产业开发和扶贫研究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这些国际社会组织主要是在中国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开展项目，这些地区多数处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恶劣地区，如西南大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山片区贫困山区及青藏高寒区等几类特殊困难地区。其中包括，国际粮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在甘肃的治沙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在河北的高速公路项目、农村扶贫方式试点项目，欧盟及英国海外发展部在云南开展的扶贫项目、在西藏白朗县的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宁夏、山西的环保和扶贫项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甘肃的公路建设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工代赈项目、农村综合开发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蒙古、新疆、江西的参与式农村发展和扶贫项目及农村贫困监测系统研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贫困地区开展的基础教育项目、远程教育项目、农村安全饮水项目、贫困地区社会发展行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及美慈国际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据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编著的《中国外资扶贫回顾与展望》统计，共有50个各类国际组织，从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综合发展、提供和改善公共服务产品、产业开发和扶贫研究等不同方面的援助项目参与了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其中有近30个国际（境外）非政府组织用于中国扶贫的无偿资金达到2亿多美元。(www.xing528.com)

国际社会组织进驻扶贫领域，无疑为中国扶贫开发输入了新鲜的理念和思想，社会组织逐渐活跃起来。据1999年统计，当时在华开展援助项目的国际社会组织约120个，项目资金高达1亿美元/年，成为社会组织开展项目的重要力量。但对于国际社会组织和本土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仍然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尤其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原本活跃于香港的国际社会组织纷纷在内地设立办事处，并承接各类政府合作项目，同时带入社会组织项目实施的先进经验。1998年，国务院进一步出台明确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管理的条例，指出，“社会团体主要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而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生活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这些政策的变更，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逐步正规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对草根社会组织的生成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这一阶段，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领域更加丰富，组织数量和种类更加复杂，从关注单纯式救济到涵盖贫困研究、社区发展、国际经验交流、慈善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