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促进扶贫专业化发展

发展援助兴起于20世纪中期。大量国际社会组织参与到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活动中，并在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让国家回归”口号之下，形成了发达国家政府与国际合作的“黄金时代”。瑞典等是国际NGO对外援助机制较为成熟的国家，到1995年，依托国际NGO开展援助比例上升到30%左右，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12]同时，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也将国际NGO视为合作伙伴和天然盟友，形成了官方发展援助与NGO国际合作的准则。目前，政府、NGO与市场三位一体的对外援助模式已基本成型。

随着发展援助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援助实践逐渐专业化。这种专业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援助对象逐渐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贫”成为国际援助的焦点领域，并获得各类援助机构的支持。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150位与会国家与政府首脑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到2015年将收入低于每天1美元的世界人口比例和忍受饥饿人口的比例减少一半。二是援助理念逐渐更新，援助技术日趋完善。早期的援助机构大多将以经济指标增长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作为援助目标，在学术研究和大批社会组织的推动下，一种新的发展观逐渐盛行。这种发展观将受援助地方的利益结构、文化形态等因素综合考虑，适度降低经济指标的权重，重视受援群体的话语权。在技术层面，它集中体现为以参与式扶贫为核心方案的贫困治理方法。以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发展援助专业化，是社会组织参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基础。

以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发展援助专业化有效提升了扶贫效率，从而与政府扶贫形成互补关系。在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与政府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起主体，体现出不同的局限性和优势。已有的实践研究表明，政府组织的贫困治理过程存在因信息不对称、瞄准目标单一、扶贫模式单一、忽视妇女权益、资金漏出率高、政策可持续性低等因素造成的扶贫效率低下以及缺乏创新力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很难通过体制内的变革获得改善。另外，在对社会组织扶贫实践的观察中，研究者注意到，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组织机构及扶贫方式弹性大、适应性强等优势，能更好地瞄准困难群体，优化利用扶贫资源。(www.xing528.com)

基于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专业化趋势，以及贫困治理领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补关系，客观上增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治理转型的总体氛围下，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可为与不可为，开始有意识地在局部领域展开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向社会组织赋权，传递扶贫资源，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扶贫理念和技术推进扶贫工作。2005年，在四川、安徽等地，国务院扶贫办与部分社会组织合作开展了村级扶贫互助资金试点。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与江西省扶贫办合作，提供11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招标，选择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在江西省的22个重点贫困村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尝试，这些实践尽管出现了一些制度和衔接漏洞，但其体现了极大的活力和影响力。

以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发展援助专业化的另一种正向后果，便是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网络，从而建构一种有利于农村贫困治理资源吸纳和传递的有机载体。有研究表明，早期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即资源的整合动员能力，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发展路径。因此，早期参与贫困治理的社会组织要么是有官方背景的，要么是能够动员发达国家资源的国际社会组织。从最近1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看到大量草根社会组织逐渐崛起，实际上这是专业性社会组织逐渐发展扩张的一种具体体现。有资源、有专业理念和技能的社会组织精准地将扶贫资源传递到广大贫困地区，离不开基层社会组织。这是早期社会组织基于成本考虑的理性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层级社会组织的功能逐渐分化，上层社会组织诸如扶贫基金会等专注于扶贫模式创新和扶贫资源整合，草根社会组织如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等，专注于执行和具体实践扶贫模式，向上争取扶贫资源。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构成了当前的社会组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