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贫困治理转型探析概念生成

严格意义上讲，贫困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已有的政策性文件、研究文献及各类报刊往往用“扶贫”“减贫”“发展援助”等概念概括针对贫困群体、贫困区域的干预行为。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贫困治理越来越被经常使用，主要在于实践层面的贫困干预在理论上越来越具有治理理论的特征。本书中，我们沿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治理的基本定义，将农村贫困治理界定为：由援助主体（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发起的，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的，针对贫困农村的包含资金、理念、技术、物资设备等资源的援助过程。[6]本书着重指出，贫困治理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具有其深刻的特殊性。该概念尤其注重贫困干预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贫困干预主体与受援对象之间的互动、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行动边界及其贫困干预过程中的资源分配机制。

（一）宏观层面上，贫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边界模糊化、治理机制复杂化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规划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手段，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相互融合的“大扶贫”格局。扶贫不仅仅成为扶贫部门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涉农部门的任务，还牵涉到金融、公益、社会组织、国际交流等诸多领域，这使得扶贫主体多元和扶贫边界模糊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在这众多领域的交叉地带，又带来了因客观现实需要而造成的扶贫机制创新和试验。扶贫开发变成了一项中央、地方上下贯通，各个部门横纵兼容，各个领域交叉融合的工作。

（二）微观层面上，治理手段多元化、治理方式组织化(www.xing528.com)

随着贫困群体的多元贫困需求被挖掘出来，逐渐得到重视，并引发了贫困干预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教育扶贫、文化扶贫、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多样化的扶贫模式得到重视。另外，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贫困干预的不可预见性难度越来越大，贫困干预过程越来越重视具体干预过程中的权力边界，强调干预手段对于贫困群体内源性发展能力的培育，以及贫困干预政策对贫困群体和乡村社会关系的微观影响。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一些社会组织在广大贫困农村开展的，以乡村建设为核心理念的农村贫困干预过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贫困干预过程的“治理转型”意蕴越来越显著。按照治理理论的经典论述，治理的过程是“协调”“互动”，是“关系和规则的维系”等。在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构成了一个持续互动的协作网络，要完成对贫困群体的扶贫供给，需要各个行动主体合作沟通。在微观领域，政策和行动干预过程还要考虑既有的乡村社会结构，考虑如何利用乡村社会精英，如何确保资源优先分配给最贫困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