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劳动力空间分布形成原因分析

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形成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自然增长和劳动力的迁移流动会直接改变劳动力空间分布疏密，京津冀地区（尤其是都市圈）维持极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中心区域劳动力净迁入在大幅增长。因而，本书主要从自然条件、社会政策、经济等方面对京津冀劳动力空间分布形成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空间分布形成的自然条件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的生产生活依赖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决定性作用[147]。史前时期京津冀所在区域是我国古人类活动和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京津冀所在太行山各流域为古人类的生活和狩猎提供了良好环境。从人口分布来看，平原地区的人口要比山区稠密，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要比干旱地区人口稠密。地形、气候、土壤和资源（如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会极大影响劳动力空间分布，随着海拔高度和地形起伏增大，人口密度逐渐下降[148]。京津冀地区整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基本由东南平原区、冀西冀北山地区、坝上高原区组成[149]。

从京津冀劳动力空间分布演变与特征分析可知，河北省北部的承德、西北部的张家口劳动力密度较低，环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的北京、天津周边区县和唐山地区以及河北省邯郸、邢台和石家庄地区劳动力分布密度较高。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形成会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北部、西北部多为山区，而南部、东南部多为平原地区。最开始，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人们会更多地向这一地区聚集，而人口的聚集又可以为产业提供较大的市场，进而这一地区能够获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些条件会加速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

二、户籍制度松动和市场化的牵引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采取依靠农业哺育工业的发展方式。农业原本就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农业支持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把农业人口留在土地上，城市无法承担更多的就业和食品压力。因此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户籍政策限制了人口城乡和区域间的迁移[150]，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由此形成。1978年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劳动力的流动性开始增强。1982年以后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寻找工作[151]。

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第一批“民工潮”。20世纪9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逐步取消计划和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开始慢慢体现，劳动力作为诸多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开始发挥其能动性，变化之一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再完全依赖行政手段，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方式进行双向选择，这种市场化的调配方式有效实现劳动力的自主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152]。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改革了城乡分割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各层次城乡统筹就业的制度和相关政策；二是稳步推进并强化在劳动力流动中涉及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为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公平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

京津冀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劳动力地区之间的流动日趋频繁，从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中可知，预期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存在很大的经济差距，而三地的位置毗邻，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劳动力市场化的牵引为劳动力流动准备充分条件，经济因素的驱动加剧劳动力集中流向发达地区。随着劳动力流动环境的完善，各地区充分利用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地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劳动力在空间上出现的疏密分布。

三、京津冀独特的区位优势(www.xing528.com)

京津冀是我国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北京以多层次的产业涵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天津已经成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河北也已经成为的钢铁、建材重要生产基地，这种空间格局使得京津冀地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而出现劳动力集中流入并呈现密集分布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集聚和政治集聚的重叠。

京津冀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区域，这一地区长期是我国东部沿海参与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随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京津冀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特征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增加。在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下，大量农民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随着经济发展这种趋势不断加剧[153]。此外，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东北亚经济圈占有重要地位，是涵盖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腹地，成为东北亚活跃的投资区域。国际化的发展与交融对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发展直接驱动作用将越来越大，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多，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劳动力的经济集聚[154]。

北京作为首都，决定了京津冀地区具有最高行政级别的政治功能和地位，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京津冀地区拥有高等院校200多所，其中“211工程”高校31所，科研机构800多家，以及52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都在北京，文化底蕴、人才优势和科研实力凸显，它极大地调动不同层次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和集聚，劳动力的集中流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155]。长时期的经济集聚和政治集聚的重叠，双重力量的作用使得京津冀地区的劳动力集聚比较明显，劳动力空间分布不合理，而在京津冀区域内缺少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二线城市，或者实力较强的三线城市，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加剧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同时，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且功能互补性不强，这种城市非协同发展也制约着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发展。

四、产业结构功能布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京津冀地区人口总量较大，是我国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之一，劳动力资源丰富，从整体来看，劳动力呈现由南北向中部集中的趋势。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地区集中在北京的近郊区、天津的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石家庄的中心城区，而减少的地区则集中在河北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等地的一些山区贫困县。

产业结构失衡是劳动力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载着许多的功能，在产业发展与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不断吸引周边地区的劳动力。天津被定位为国际客运港、北方经济中心，处于产业发展的中高端[156]。河北省农业占比高，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使得产业吸纳就业能力长期不足。无论从劳动力的数量还是密度分布来看，北京、天津大部分区县都是京津冀劳动力密集区域，这主要由于这些地区因为临近北京、天津，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种产业结构功能布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劳动力空间分布极化现象出现。

从工业化进程与人口分布的实证表明，人口密度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工业产值显著正相关[157]。产业结构的演变对区域整体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构化效应可以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而非平衡的增长会带来地区之间的经济势差，从劳动力迁移理论可知，劳动力的迁移流动更多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个人的预期收入及人力资本，因而这种由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的经济势差会促使劳动力由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中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京津冀三地之间缺乏劳动力分布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政策和产业规划，也加剧劳动力空间分布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