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述

一、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空间分布影响的研究

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空间分布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产业集聚与劳动力集聚的关系。马歇尔（Marshall，1980）认为产业趋向于专业化地理集中，因为距离临近促进产业内知识的传播，减少运输成本输出，同时企业会受益于一个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58]。通常人们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水平倾向于迁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因此，生产率的差异又会强化工人为了得到更高的收入，企业为了得到更高的生产率同时会在这一区域聚集（Puga，2010）[59]。一些研究试图解释这种地理集聚和吸引力因素决定当地的发展（Metral，2003）[60]。Henderson（2003）[61]和Cingano Schivardi（2004）[62]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实证研究集聚经济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Erickson和Wasylenko（1980）发现同一产业的公司集聚非常重要，由于劳动力供给，高速公路的便利条件和靠近城市的地理位置给集聚创造条件[63]。Hoare（1985）指出公司位置集聚能够得到劳动力市场的好处[64]。Carlton（1983）研究也表明，劳动力集聚通过模型定位和大都市统计区就业决策新址建立很有意义[65]。

从国内研究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为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的前提条件。沿海城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优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使制造业在沿海城市开始集聚。范剑勇[66]（2004）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耿永志[67]（2008）结合河北省2006年各地市级统计数据，解释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的显著性影响。颜银根[68]（2014）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构建的均衡模型，使用中国2005年30个省份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对非农产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姚林如[69]（2006）分析认为经济自由化能够促使劳动力流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又在另外一个方面促使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劳动力集聚与产业集聚之间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累积过程被Myrdal（1957）称为“循环因果律”（武晓霞，2007）[70]。一方面，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跨省迁移有巨大拉力，产业集聚所产生的拉力有效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张文婧，2006）[71]。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具有内在的人才积累机制。产业集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吸聚效应和教育培训效应，实现了流入区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与人才资本积累的有机结合（李恒，2008）[72]。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并产生正向外部效应，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将对流出地区产生负向的外部空间效应（任栋，2016）[73]。然而，中国劳动力流动具有浓重的“二元化”色彩，即相对自由的高科技人才和不自由的普通劳动力流动现象并存（熊俊，2012）[74]。赵祥（2014）[75]认为，由于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无形中增加劳动力流动的隐性成本，这将阻碍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徐永良（2007）[76]利用扩展的Harris-Todaro模型（1970）[77]，同时加入Shapiro-Stiglitz模型（1984）[78]的效率工资分析模式，受规模经济、农业边际生产率、要素替代弹性的影响，制造业部门产业集聚存在边界，并且制造业工人失业和所需地租上升会制约产业集聚。

二是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Madsen, Ronald Andrew（1977）从产业结构差别研究影响不同性别、年龄人群劳动参与率因素，发现“期望就业机会”对劳动力参与率有决定性影响[79]。Simon（1987）发现，相对单一经济来说，产业多样性能够减少失业并且带来更高的工资报酬[80]。C.U pendranadhetal（1994）通过对制造业研究发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增加不能带来劳动力就业增加[81]。Suedekum和Blien（2007）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就业增长模型估计1980-2001年德国26个地区15个制造行业产业与就业关系，结果证明，就业增长是完全多样性[82]。Combes（2004）研究表明生产率增长会带来就业增加[83]。以知识为基础行业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通过移民政策调整吸引高技能移民增加，这些移民主要在服务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工作[84]。

产业结构的自然变动和主动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李新安，2000）[85]。蔡昉（2005）[86]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转移会促进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结合起来，可以从农村劳动力供给和城市劳动力需求两个方面做好供求信息。通过建立就业与信息服务体系，对不同区域劳动力供求做出有效衔接，做到信息通畅供需平衡。桂学文（1998）[87]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由于效率的提高而导致富余人员的增加和产生新的行业和部门导致劳动力缺口，即“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社会现象。徐颖君（2008）[88]利用结构偏差系数测算了我国1990-2006年产业-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并引入相关系数矩阵对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就业难”和“民工荒”是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失衡造成的。许多学者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Wang, A（2014）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会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89]。张素芳（2015）[90]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四个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偏低，劳动力过剩，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偏高，劳动力不足。郭丹（2010）[91]探究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情况，第一产业是劳动力净流出的部门，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最主要的部门。王强（2009）[92]、唐艳玲（2011）[93]和陈树良（2013）[94]基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系数和偏离度，表明第一产产值比重低，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门；第二产产值比重大，劳动力就业增加潜力不大；第三产产值比重较高，结构效率较低，但劳动就业潜力较大。方行明（2013）[95]根据我国1978-201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其产业就业人数，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吸纳就业能力最强，虽然第二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和就业弹性指标快速上升，但“民工荒”问题最为突出。

三次产业结构偏差影响劳动力就业。潘爱芹（2006）[96]从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就业弹性实证揭示了第三产业在促进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发展是拉动就业的主要力量。徐天祥（2009）[97]认为，第三产业将会大量吸纳从第一、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郭松山（2005）[98]认为，我国各产业对就业的吸纳效应是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体现，第二、第三产业内部都存在一定的就业扩张空间。唐斌（2010）[99]利用结构偏离模型从纵向的偏离系数和横向的偏离份额对江西产业结构与劳动就业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要扩大就业，提升就业增长速度，就必须提升工业化发展水平。张洪潮（2016）[100]依据1985-2012年的面板数据，剖析了新型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演化轨迹及三者的互动规律，提出应大力发展与区域相适配的第三产业、应着力推进地方特色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城镇规模适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政策建议。

三是分析及探讨产业空间结构与劳动力分布调整问题。Batty and Kim（1992）[101]和Martori and Surinach（2002）[102]评价描述城市人口密度简单数学模型的不同，这种类型建模潜在原则是更好的理解城市人口地理分布工作之间的空间关系（比如通勤问题）。最明显的概念化是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城市形式[103，104]，[Griffith D（1981a），Gordon P, Richardson H, Wong HL（1986）]解决单中心描述人口密度的不足，预测相对低的人口密度在更外围的中心出现[105]。王桂新（2007）考察了上海从业劳动力（1996-2001年）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研究发现，上海从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基本与人口的空间分布一致，第二产业劳动力主要由中心区向郊区扩散转移，第三产业劳动力则是在中心区内部由都心区向边缘区扩散转移[106]。朱洵（2013）[107]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在三次产业中普遍发生，且从业人数与其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空间效应会产生彼此作用，劳动力流动总量降低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反向激励机制，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变，进而提升了产业结构层级系数[108]。

《2013京津冀发展报告：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显示，京津冀三地人口综合承载力不均衡，因产业布局和迁移不合理京津两地综合承载力过载或已达警戒线，河北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产业人口转移方向需要再次评估。产业协调发展是京津冀人口转移的根本保证。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天津、河北的制造业互补，能为彼此提供支撑，并且这样的产业分布格局有利于北京疏散制造业人口。产业差异性带来人口分布差异性，在产业差异过程中实现人口有效转移和分布[109]。京津冀都市圈产业梯度性比较明显，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人口、就业和产业的匹配性[110]。总体而言，北京在2000年以后人口分布出现中心向周边扩散态势。北京市东西城核心区出现人口下降是因为城市核心区功能的外迁；上地、高碑店两个副中心的形成是由于2000-2010年十年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快速发展和朝阳CBD的发展与东扩[111]。

二、人口与劳动力空间分布的研究(www.xing528.com)

人口分布与劳动力空间分布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性。人口分布的研究重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开展，主要从政治、经济因素对于人口流动迁移，如何影响人口分布做出分析。人口不仅影响劳动力的规模，也影响经济规模（Goldberg，1970）[112]。Abdessemed Aehour（2003）从人口时空变动视角对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做以研究[113]。Holmes TJ, Lee S（2009）利用空间分割的方法研究人口分布[114]。一个城市的人口分布是已知的，在研究人口具体分布时需要把它划分为几个区域[115]，因为对城市不同定义，人口分布不是幂率分布，而是对数正态分布[116]。Epifani, Ilenia（2013）在贝叶斯参数分析框架中，使用了一个新颖方法来研究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利用Gamma分布引入跨空间异质性区域单位[117]。Rattso, Jorn（2014）认为区域人口差异形成遵循迁入高收入水平城市这一规律，通过分析挪威劳动力市场区域分布中人口和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呈现弱关系[118]。Dissart, Jean-Christophe（2012）分析，在法国大都市区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使用空间回归和偏离-份额分析功能区域规模、位置等因素，发现就业呈现城乡梯度分布[119]。Lincoln Quillian（2015）发现，城市人口分布变化的一个关键机制是迁移[120]。

孙敬之（1982）运用各个省份的数量及百分比定性描述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121]；Chen, M.（2007）认为中国的人口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122]。Du, G.（2006）利用第五次全国普查数据分析沈阳人口分布特点，人口密度呈现多核分布，人口密度随着离政府、学校、医院的距离逐渐下降[123]。戚伟（2015）[124]研究表明，胡焕庸线两侧东南与西北人口比94:6的特征一直相对稳定。从1982-2010年，已经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个大规模连片的人口高密度密集区[125]。张善余（2001）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了上海人口的郊区化[126]。王春兰（2010）[127]研究表明上海多中心城市结构显露出来，各类属性人口的空间分布也呈现较为清晰的城郊差异特征。新型的人口管理不仅需要考虑人口的总量特征和结构特征，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态势”与“空间差异”也应成为城市人口科学管理必须加以考虑的基本要素。席强敏（2015）[128]认为，京津冀人口空间分布极化现象严重，京津冀地区人口总量较大，但区域内部分布并不均衡，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四个城市。张耀军（2013）[129]应用北京市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借助ArcGIS空间统计分析工具和技术对数据转换与处理，模拟结果显示从1982-2010年，北京城市核心区人口分布趋于疏散和合理，城市功能拓展区变化趋于集中和不均衡。

人口分布主要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和人口因素的影响。目前各地区出生率与死亡率相差无几，人口因素中迁移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原因。推拉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较早提出的、被广泛用于解释人口流动的经典理论之一。它最早由赫伯尔（R.Herberle）提出，后来唐-博格对其进行发展。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和迁入地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形成“推力”的因素有：经济收入低、自然资源枯竭、气候不适应、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与就业不足等。同样，劳动力空间分布也会受到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劳动力来说，经济社会因素是影响劳动力的区域选择的主因。

三、劳动力流动与空间分布的研究

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实现市场配置的重要保证，市场的作用在于促进自愿交换的实现，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完成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个体效用最大化。劳动力迁移流动最终改变劳动力空间分布，经济集聚产生的地区差异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格莱泽（Glaeser，2010）等从知识外溢的角度解释大城市劳动力学习成本变低，因而更能吸引有技术的劳动力[130]。西科恩（Ciccone）和霍尔（Hall）（1996）从企业的角度解释分享技术和专业化生产的获取变得容易，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劳动力在该地区较为密集[131]。

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和区域分布的研究很多。王桂新（2003）[132]采用人口迁移选择指数的方法，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得出北京市、广东省和上海市是强势吸引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天津市和福建省是次级吸引中心。段成荣（2005）[133]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向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北京市、上海市等少数省市集中，这些地区吸纳了全国近一半的流动人口。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有典型特征的迁入中心和迁出中心，五个重点流入中心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重点流出中心分别是四川省、重庆市、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等地区特征，包括收入差距、就业机会、空间距离及流动网络等，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结论不同。大部分学者认为，城乡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重要正向影响。赵春雨（2011）[134]通过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就业满意度以本地非农就业型为最高。路平（2013）[135]研究发现，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利益驱动是引导大学生就业流动的主要因素，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合理流动，使得大学毕业生更重视初次就业选择，宁愿选择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待业也不愿流入二级市场工作。邢春冰（2013）[136]研究发现，农民工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和发达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文献研究结果说明，地区工资差异依然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经济发达地区形成重点流入中心和次中心，其中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对就业地区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四、成果评述

从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可知，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布之间有紧密联系。产业结构变动水平一般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产业的转换促使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三次产业比重变动带来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从产业结构变化规律来看，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也有其自身规律。通常来说，三次产业产值会经历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同时第三产业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产业结构在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会随之发生变化，劳动力会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转移向第三产业。由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同时，形成劳动力空间分布变化。

产业集聚会引发劳动力在空间集聚，其中工资是劳动力流入流出的重要信号；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互相影响且显著相关，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就业结构有指引作用，产业结构变动向劳动力市场表达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变动会引起就业结构变动，由此劳动力分布在区域间出现变化；产业布局与产业空间结构对劳动力分布作用较为直接，同时，三次产业劳动力分布变动并不一致，京津冀在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三地协调，引导劳动力有序转移，促进劳动力合理分布。从以上三个角度综述可以发现，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而产业结构变动究竟在以何种方向，何种效果影响劳动力分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本书从界定产业结构内涵，建立产业结构指标体系，从不同层次对产业结构影响劳动力空间分布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