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理论回顾梳理：探究其价值与应用

一、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72）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提到商业比制造业，制造业比农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不同产业部门的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向更高收入部门流动[21]。配第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做出总结，认为产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流动，即从收入低的产业转向收入高的产业，这一观点主要解释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

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40）在《经济进步的条件》这本书中，按照三次产业分类的分析方法对世界多个国家产业变化分析为依据，对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得出一般性规律[22]。克拉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会出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演变规律[23]。由于他的观点和配第不谋而合，因此学术界将该定律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律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经验规律，解释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流动的原因，由于产业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集聚经济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收益水平，同时不同规模的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存在差异[24]。继克拉克之后的学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富拉斯蒂埃（Fourastie）和埃·索维（A.Sauvy）等对产业结构变动问题做以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也从不同侧面验证产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转移这一变动趋势[25]。

配第-克拉克定理对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产业劳动力分布，从时间序列角度给予总结。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布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较多，农业人口比例会比较高，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较少。反之，如果经济水平比较高，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会逐渐增加。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1931）[26]对于产业做出分类，提出了产业结构重工业化理论。产业结构经历四个阶段的演变，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提高时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部门产值与资本资料部门产值之间的比例）会变低。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变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Syrguin）（1975）[27]用一般均衡的结构变化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与之对应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结论为分析评价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提供了参照。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 W W.，1960）主导产业理论认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28]，主导产业具有扩散效应，能够带动产业部门发展，具体表现为前向效应，即规模经济带来的中间产品成本降低，同时带动下游产业；后向效应，即带动上游产业部门产出增加；旁侧效应，即带动与之相关配套产业发展。因而，整个工业化进程向前推进。赫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从战略角度提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要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有影响的产业[29]。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从动态成本理论的角度提出应当发展有潜力的产业[30]。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因此某一产业会出现在不同国家间由盛到衰的转移过程[31]。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的阿伯纳西（Abem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厄特巴克（Utterback）将创新引入产品生命周期的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提出了著名的A-U模型[32]。Gort和Klepper（1982）等学者在A-U模型和施蒂格勒有关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以市场中的厂商数目为指标，针对46个产品多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产业中的厂商数目随着产业的成长而发生变化，由此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生命周期模型，被称为G-K模型[33]。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路来自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成长要经历形成期（也叫萌芽期）、扩张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综上所述，配第-克拉克定律主要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34]；库兹涅茨主要从产值角度解释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钱纳里主要从产业间关联效应角度作出解释，细分了产业结构转换阶段；罗斯托从经济发展进程的角度解释了产业的更替过程，提出了六阶段理论[35]。产业结构的变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带来的产业增速不同，从而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二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主导产业推动发展，主导产业的更替直接影响到生产和消费，由此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因此，产业结构演进可以描述为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36]。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阐明了由于三次产业的产值差异，三次产业由产值低的产业部门向产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转换，由此带来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流动。

二、产业区位论与中心外围理论

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包含着三次产业的调整，同时伴随产业布局的空间配置，进而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劳动力空间分布再次调整。古典区位论可以看作产业空间布局的早期理论研究。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82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创立农业区位论[37]。在这本书中杜能认为由于运输费用的差异，农业经济活动自身会有空间的选择和分化。他认为距离中心城区的远近是农业布局的关键，第一产业会出现同心圆式的圈状分布[38]。韦伯（Weber，1909）在《论工业区位》一书中系统的提出了工业区位布局理论，是工业区位的创立者。他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影响工业选址最重要的因素。在工业区位论中，他通过对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认为工业生产的成本最低点是其选址的理想区位[39]。新古典区位理论主要有沃尔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区理论，奥古斯特·勒施的区位经济理论和奥林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其中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通过对德国南部中心地的考察，从区位选址的角度探索决定城市的数量、规模以及分布规律。该模型认为城市的发展有中心区域，并将区域内城市的合理规模形象地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40]。

中心外围理论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问题时形成该理论。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中心区处于其余的核心地位，拥有更多的经济权利，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也常常发生在中心区域。因此，中心区域占有统治性地位，外围区域的发展有赖于中心区位。通常发展中国家运用该理论解释空间经济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解释空间结构的变化[41]。对于企业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1991）从运输成本降低及由此所带来的聚集经济和收益递增角度做以探讨。研究表明，劳动力的流动与集中促进了企业的集中与产业聚集状况的发生，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模式，而这种二元区域经济结构也在逐渐扩大区域差距。与传统古典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没有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反而拉大[42]。

新经济地理学从产业的区位选择，城市中心的形成以及与外围的关系探讨企业区位选择，其中包含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一朴素经济理念，从而说明区位选择、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而在谈论新经济地理学的时候，产业总是无法脱离人们的视线。经济区位选择引发劳动力的流动与聚集，从而形成劳动力在区域间分布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与产业组织理论都是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产业组织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产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行为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微观研究视角。区域竞争、市场结构、垄断竞争模型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都有所体现。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关键词是“产业”，除了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竞争外，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也与新经济地理学有很深的渊源。克鲁格曼的经典理论中，解释一个地区工业化水平与贸易自由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与劳动力流动有深入研究。

三、人口分布理论(www.xing528.com)

结合本书的研究主题，在这里主要梳理国内外人口地理学家关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相关理论。

1.人地相关论

近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拉采尔（F.Ratzel，1882）在其著作《人类地理学》中，认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作为有机体本身会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争取获得更多的土地。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922）在西方最早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人文地理学》中认为人与自然是可能或能动的关系，而不是必然关系，也就是人地相关论[43]。西方经典人口学理论，如适度人口理论，过剩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等从不同的视角，都在回答人口需要和自然相适宜，也就是说受自然约束土地有特定的人口容量，研究视角从自然资源到技术革新后劳动的生产率和收益率等方面[44]。严格地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对人口在地理空间分布状况做出合理地、系统地解释的理论。

2.人口密度理论模型

人口分布的研究主要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集中在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对人口分布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对人口在地域空间分布特征的描述基础上，总结出了一些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和一般规律。英国人口地理学家约翰·克拉克（J.I.Clarke，1970）在其《人口地理学》一书中，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和人口分布规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45]。克拉克（1951）对20多个城市人口空间密度分布的研究表明，距离与人口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距离中心城区的距离越来越远，人口密度也逐渐下降。Newling（1969）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这项研究，提出二次指数函数模型[46]。

3.胡焕庸线

我国第一篇人口地理学论文是竺可桢教授192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在这篇文章中，竺可桢教授认为江浙两省的人口之密在世界也是很少有的。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疏密有区域差异[47]。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1935年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绘制了第一张人口密度图。提出中国人口分布线，以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到云南腾冲一线把中国人口区域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这条线刻画出中国人口分布差异，东南部分只占国土面积36%，却有96%的人口居于此处；西北部分占国土面积64%，仅有4%的人口居于此处。这条线被命名为“胡焕庸线”[48]。这条线表明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和人地关系，它在2009年被评定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49]。胡焕庸教授在1934-1936年，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人口地理的文章。1982年，胡焕庸和张善余教授在《世界人口分布》一书中，将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概括为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布局特点以及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三大类[50]。与西方把影响人口分布的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并列起来不同，中国的人口研究者则强调人口分布规律属于社会经济规律，人口分布状况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

四、劳动力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主要动力是地区工资水平差异。希克斯（Hicks，1932）曾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5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认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组成。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农业部门的大量劳动力将涌入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52，53]。随着经济活动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刘易斯的理论表明农村人口的流动决策纯粹是基于对城乡差距所引起的经济利益差别考虑。美国学者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1961）修改和补充了刘易斯的理论，形成了刘易斯-拉-费模型。该模型指出迁移的规模取决于农业生产相对于人口的水平[54]。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更强调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托达罗（Todaro，1969）等学者对新古典迁移理论作了重要的拓展，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因，即劳动力考虑是否迁移流动时的主要决定性因素[55，56]。

早期研究人力资本学者认为迁移决策和个体本身特征有关，如果劳动力年龄比较小，教育水平比较高或者拥有高素质技能，那么劳动力会容易做出迁移决策。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主要是从微观个体的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出发，研究个体如何权衡成本收益做出迁移决策，目前家庭迁移逐渐成为劳动力迁移新趋势，传统迁移理论对家庭迁移的解释并不充足。Stark（1982）等学者提出新经济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迁移不仅为了提高预期收益，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家庭风险。迁移决策不仅来自于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收益比较，也来自于家庭在本地收益与他人的比较，“相对剥夺”感会促使家庭做出迁移决策[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