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慈善文化：创新、展望与成长

陈家桢

摘要：宁波慈善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形态的一个分支，属于亚文化范畴，与受主文化影响生成的中国慈善文化有同有异。宁波人的慈善救助行为就其原始动机来说看似利他，实际上与自利原则相符合，说到底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宁波市不妨借助“慈善一日捐”这一慈善创新的金字招牌，在全国率先创办“中国（宁波）慈善文化节”，为慈善之都宁波再添亮色。宁波阿娘文化、显亲扬名、人我救助、行善积德等传统优质慈善资源，将宁波浸润成慈善沃士，绝无仅有，不可复制，因为这是宁波的文化个性。之所以将宁波城市品牌提炼为慈善之都，是因为宁波有着极为厚重的慈善文化，形成了一种普世为善的卓越传统。

慈善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宁波慈善文化的生成主要有三大源头，一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带有孝亲色彩的显亲扬名意识，二是由宁波独特的地理单元形态形成的人我救助意识，三是受佛道等宗教影响形成的行善积德、广积阴功意识。宁波慈善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形态的一个分支，属于亚文化范畴，与受主文化影响生成的中国慈善文化有同有异。正因有异，才形成了宁波慈善文化的独特性.。

1.孝亲观念的影响。慈孝在宁波早已成为传统。这块土地孕育了深厚悠远的宁波慈孝文化，不消说慈城、慈江、慈湖等以“慈”字为首的地名佐证了宁波人的慈风善行，单是那为数众多的孝子感天动地的孝行，就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古往今来，宁波出了数不清的孝子，著名的“二十四孝子”中就有宁波籍孝子董黯名列其中。

2.宁波阿娘文化的浸润。历史上宁波男人或从事渔业，或从事商业，离不开在海上航行。由于当时救助能力弱，死在海里或客死他乡的男人很多，导致宁波寡妇也比较多。此外，男人外出赚钱养家糊口，女人在家主持家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宁波阿娘文化。宁波人半游食于四方的生存状态不同于一些纯农业地区，主要靠天吃饭，宁波人则要凭能力闯天下，由此衍生出重教传统，家庭教育的重任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主持家务的阿娘身上。她们虽说文盲多，但凭着生活经验和历代口头传下的格言，家庭教育往往严厉且颇有成效，这也就是宁波历来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阿娘的家庭教育卓有成效，因而宁波较少出败家子，孩子长大后大多人格敦厚，孝顺争气。正因如此，宁波阿娘的地位一直比较高，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如宁波闲话所说，宁可死做官爹，弗可死讨饭娘。

3.家族宗谱的训导。儒家学说把“修身、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扩大了的家，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家庭风气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基础。家庭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环境，为人的社会化创造了基本条件。宁波人十分看重道德人格教育，一般通过家族教育的方式进行。人们之所以十分重视家族宗谱，一是为了明了家族谱系，二是通过宗谱进行道德人格教育。

4.自律好义的品格。宁波人的急公好义，轻财乐施的品格源自家庭道德教育的陶冶。在义与利之间，宁波人大多主张兼顾义利，义内取利，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做事先学会做人，否则成不了大事。宁波人在获得事业成功之后，一是能够居安思危，不造豪宅，不建园林，不追求物质享受，注重扩大积累和再生产，以求更大的发展；二是普遍愿意做善事，造福桑梓，惠及天下。

5.善心由家庭原点扩散。从宁波人的慈善传统来看，善心源自家庭，乡邻便是距家庭善心之核最近的一个圆。就像将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可以荡起层层涟漪一样，宁波人善心的发散源自家庭，首先发散到邻里，层层荡开，最终形成普世为善的社会风气。善行始自家庭，家庭之爱是一切善行的原点。这是因为家庭作为夫妻、父母、子女共同生活的地方，具有道德实践、道德教化、道德制约等功能。坎坷的经历，家庭的挚爱，使得竺士学成为行善者。1987年.67岁的他看到一些孩子因生活困难面临辍学，心头隐隐作痛。可是他只有数百元退休工资，无力资助，便开始拾荒助学。20多年中，他实现了结对助学10人的梦想，累计助学资金达7万元。

6.以感恩为特征的孝亲意识。宁波人在参与慈善过程中不忘父母，表达的是一种以精神感恩为特征的孝亲意识。镇海包氏家族有着慈善传统，包氏兄妹以父亲包兆龙和母亲陈赛琴的名义捐资兴建的项目很多。1981年，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助建北京兆龙饭店；1982年，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助建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1983年，包玉刚捐资100万美元设立包兆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1985年，包玉刚追加100万美元，将包兆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改称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1.由天灾人祸形成的救助观。在宁波人的传统中存在着一种极为广泛的以慈善为特征的宁波救助文化，是宁波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形成的独特地域因素。宁波天灾人祸频仍，地狭人稠。难以为继的生存状态，迫使宁波人半游食于四方，或捕鱼，或经商。无论居家，还是外出，古代宁波人生存的风险概率都远高于其他地区。每个人随时都有可能辿遇不测，事先救助乡邻，等于进行了慈善储蓄。等到自己或家人遭遇灾难时，就会得到众乡邻回报式的救助，进而实现自利预期。宁波人的慈善救助行为就其原始动机来说看似利他，实际上与自利原则相符合，说到底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利用慈善救助行为的合理支出，实现善行对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可见，宁波人的慈善救助行为不过是在自利的前提下客观上实现了利他。当然，随着慈善救助行为演变为一种传统，自利的功利性预期相对淡化模糊，利他的慈善性功能则相对得到强化。

2.良吏群体的灯塔效应。宁波历史上存在着一个良吏群体，形成了颇为独特的宁波良吏文化，对宁波慈善救助传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示范与推动作用。良吏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宁波做官时行善的外地人，一部分是在外地做官行善或不做官时在家乡行善的宁波人。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无一例外地受到宁波人的爱戴，也无一例外地成为宁波的民间神。如萧王庙是纪念萧世显的，它山庙主要纪念王元暐，广利寺（今阿育王寺）、东钱湖畔均建有荆公祠等。更为重要的是，良吏造福一方，既为继任者起着行善示范作用，又影响着当地民风向善的方向转化。

3.望族群体的榜样示范。在北宋初期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影响下，宁波一带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因经商致富的人，成为当地望族。望族除了栽培下一代，提高家族声望外，还借助婚姻、交游等方式，与当地其他望族建立绵密的社会关系，以厚植社会影响力。同时透过参与社会活动，或为乡里建设提供人力、物力支持，或协助地方官推动政务来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慈善救济活动，一方面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如四明乡曲义田由宁波望族共同创办于宋绍熙元年（1190），在以贫穷土人与官宦后人为扶助对象的性质上，直接取法于史浩任绍兴知府时所设的义田，持续了152年。历史上望族群体的慈善行为主观上是获取声望，客观上则推动了宁波慈善事业的发展。

4.恭敬情重的同乡关爱。宁波人重视乡情，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利益关联。近代宁波商帮资本弱小，势孤力单，就像大海上的一叶舢板难抵风浪。面对资本筹集的巨大难题，宁波人创造了过账制度，把原来属于流通领域的货币转变职能成为资本工具。宁波商帮得以由群蚁嬗变为傲视苍穹的雄狮，问鼎天下，成为近代中国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界的执牛耳者。宁波商帮人士因利益关联重视乡情，普通宁波人因多在宁波商帮经营的企业里谋职，每当宁波商帮企业遇到困难，乡人会鼎力相助。

一个民族是需要有精神来凝聚的。在西方和很多国家，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的影响深入人心。许多人困惑于中国缺少宗教传统，有人还根据牛津大学早期的一项研究，得出“全世界有13亿人不信宗教，其中12亿人在中国“的结论。其实全世界不信教的人肯定不止13亿，但说中国12亿人不信教，倒是与国家宗教局得出的“中国有1亿信众”的统计相吻合。宁波慈善文化的发展，显然与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拿宁波籍慈善家来说，有不少佛教信徒或基督教信徒，尤以前者为多。在宁波一直颇有影响的宁波阿娘，虽说大多弄不清楚佛教、道教与众多地方神的区别，但对宗教的糅合信仰则是虔诚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

1.佛教慈善与行善积德。佛教通过轮回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寻求好的来生来世而自觉行善积德。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体都在一个大的轮回体之内，没有一种生命体的存在是绝对不变的。佛教精心设计了冥冥中的地狱，众生受自己所造恶业的业力驱使，会坠入其中受苦受难。信徒必须依戒修行，实践佛教提倡的道德思想，才能不断完善自我。.

（1）自苦利人。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宁波人按照佛家戒律过着节俭的生活，有了钱就做善事，这也是宁波成为慈善之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很多宁波人参与慈善有着行善积德的宗教诉求。如家住海曙区冷静街的沈老太已经78岁，每月劳保仅900多元。2005年宁波“慈善一日捐”活动期间，她将省吃俭用积攒下的2万元钱捐给了宁波市慈善总会。2007年5月31日，她在一位老年朋友的陪同下再次走进宁波市慈善总会，将12万元巨额积蓄捐出。

（2）隐名行善。既然佛能对人的行为佛能“玄照”、“通鉴”，那么行善者就如同储户，佛就像银行行长，人们行善与否佛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此一来，行善就具有了功利价值。即便隐名行善，佛也是知道的，且属于较高的行善层次。于是，隐名行善便成为宁波人心仪的行善方式。从1999年开始，宁波出现了最具代表性的隐名行善者，依据他（她）隐名捐款时的著名“坏事不做，好事不说，顺其自然”，人们大多称之为“顺其自然”。从1999年到2007年的9年时间里，“顺其自然”隐名捐款累计达200多万元。

（3）佛教组织善行。在中国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主持的慈善事业中，尤其是在明清之前，佛教是贡献最大的一支民间力量。1930年邺县佛教会成立，先后创办了孤儿院、国医施诊所、西医施诊所、外科施诊所、永明小学、觉明小学、观宗佛学院、四明佛学院等。奉化市佛教协会弘法利生基金会自成立以来，长期从事各种慈善活动，截至2006年底已有1万余人次接受了该基金会300多万元的慈善捐助。

2.道教慈善与广积阴功。道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艺术。道教精神的形象体现——神仙，对于宁波人来说，是一种理想生活的象征。

（1）广积阴功。道教试图为有限人生进行无限的或者终极的慰藉，为人生寻找一个终极的价值坐标。不少宁波人讲良心，重德性，广积阴功，正是源自宗教的不死信仰。有些人越是到了晚年，对广积阴功的要求越是迫切，做善事也就愈加执着，如奉化市江口街道老人江祥莲已坚持每天义务清扫山后路19年。

（2）贵人重生。道教重视贵人重生的理念，在当代器官捐献就是一种贵人重生的慈善方式。1999年末，身患绝症的宁波姑娘江敏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逝后捐献遗体和有用器官，成为宁波市第一例遗体捐献者。“逝后捐献”需要不小的勇气，因为习俗的力量十分强大。江敏贵人重生的善举在宁波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市民来电、来信、来人，要求逝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科学研究或将有用的器官捐献给他人。有些残疾人也加入到捐献遗体的行列中来，2007年4月20日，残疾人蒋美林在丈夫和奉化市残联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奉化市红十字会，填写了遗体捐献登记申请书。

（3）道法自然。道教顺应自然的思想是从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深刻洞察中总结出来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当今世界，环保意识正日渐成为一种时尚，深受道教顺应自然思想影响的宁波人则早已开始关注自然生态与人类栖居的关系。2004年4月，螂州区章水镇茅镬村发现了一块155年前的石碑，碑上刻的是清朝时村民为子孙立下的禁止砍伐古树的禁令，进而揭开了茅钺村保护96棵古树的秘密。据推算，茅镬村古树树龄大多在400年以上，其中被誉为“中华第一金钱松”的古树已有800多年历史。

3.西方慈善与博爱精神。随着西方列强进入宁波，带有民主色彩的西方慈善文化开始猛烈地冲击宁波传统慈善文化。西方慈善文化的传播者来到宁波，宣传慈善理念和兴办慈善事业的动机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立足，借兴办慈善事业来取悦宁波人；有的是出于文化扩张的需要，以兴办慈善事业来冲击宁波传统慈善文化，掠取灵魂；也有的确实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慈善事业当作国际性的救援事业来实施，如美北浸礼会创办的华美医院就曾为宁波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宁波商帮人士的引领。西方慈善文化的确促进了近代宁波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宁波慈善事业增添了新的内容，确立了全新的宁波慈善文化理念，即慈善无地域国界，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1840年后，国内连年战乱，灾害频发。由于政府救助不力，大量慈善救助事务只能由民间慈善组织来承担，而民间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宁波传统慈善事业的快速转型。在此期间，宁波商帮成为国内民间慈善救助的主角。

（2）民间博爱精神的养成。据宁波市扶贫办统计，在2006年”甬黔携手·万人助学”和2007年“和谐宁波·万人助学”两次大型民间助学活动中，宁波市民共结对36343名贫困学子。因为有2000多名宁波人6天为罗南英捐款60万元的故事，宁波被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称为“爱心城市”，一些媒体情不自禁地用“全城大拯救”、“倾城之爱”来描绘宁波人的善心。谈不上富裕的普通市民无私地奉献善心，所代表的道德价值丝毫不亚于比尔·盖茨数百亿美元的捐赠。

（3）义工善行的兴起。在基督教义工慈善文化与宁波救助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宁波人将传统的乡邻慈善救助行为演变为义工慈善行为，丰富了宁波慈善文化的内涵。2005年4月，江北区白沙街道出现了第一个义工俱乐部，迅速在全区引发连锁反应。

宁波民营经济发达，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度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具备了较强的参与慈善的能力。据宁波市慈善总会的资料显示，从捐款人构成来看，以普通市民居多，约占全部捐款人的60%；可是民营企业在捐款额方面则是主要力量，捐款额占到了捐款总额的60%。(www.xing528.com)

1.企业社会责任的确立。任何一家企业，对于推进社会的有序发展都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树立良好的经营形象，既是历史发展的经验，又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斗转星移，宁波民营企业已经长大，开始担负起回报社会的责任。2006年5月16日，慈溪市120多名民营企业家参加了以“回报社会，共创和谐”为主题的座谈会。与会民营企业家踊跃举牌，不到1个小时认捐额就达到4547.9万元。

2.声誉追寻与冠名基金。企业成立慈善基金会，是国际大公司通常采用的从事慈善活动的主要方式。慈善基金会既能够为企业树立起长期稳定的慈善形象，又可以通过其特有功能将企业兴衰与所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起来。在慈善基金会发展较为成效的欧洲、美洲的一些国家，流行着一种等号的说法，即企业家等于慈善家。得风气之先的宁波民营企业家对此早有认识，因而在国务院2004年6月1日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前，在宁波以民营企业冠名的企业慈善基金就开始出现，颁布之后更是不断涌现。至今已有1039家企业在宁波两级慈善机构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冠名慈善基金，协议基金规模达到10.2亿元，实际到位资金2.34亿元。

一般来说，宁波人并不刻意追求敢为天下先，更在意追踪新潮流，以诚信与质量制胜。宁波人重视过程中的变化，即每日求变，时时创新，最终达到完美境界。明代王阳明在理学一统天下之际，公然倡导“致良知”，就是儒学体系内的一种求变创新，而不是对儒学体系加以否定。宁波人之所以有这种文化心态，与自古以来盛行的商贸传统有关。商业经营不同于农业种植，要求随时处于应变状态。这种来源于海洋型文化的开放性、吸纳性的文化特质，使宁波人立足地方文化，融合外来文化，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创造出新的文化。

1.爱心编织站。江东区出现的爱心编织站，既是对宁波扶贫传统的继承，又是一项慈善创新。2002年11月，江东区在明楼街道实施爱心编织站市场化运作，向社会公开招聘14名管理人员和营销人员，筹资50万元注册成立明‘楼爱心服务社，实行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和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爱心编织站开始从政府包办向市场化运作转轨。2003年1月，明楼爱心服务社在江东区工商分局注册“明楼”牌爱心编织商标，开始走品牌之路。爱心编织站在全区建立了总站、分站、收发网点三级管理网络，设有技术培训、产品设计、检测验收等管理部门，逐步实现了加工、生产、销售一体化。2004年获得自营出口权，产品远销日本、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员达1.2万人。

2.慈善超市。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好意慈善组织，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2004年4月25日，由宁波市民政局社会捐助接收中心开办的流动爱心超市，在海曙、江东、江北三区的5个街道同时开张.2000户困难家庭选取了所需物品。其实这种慈善超市有点名不副实.因免费发放，经常有市无货。善于求变创新的宁波人当然无法容忍这种尴尬，要改变慈善超市免费造成的无货局面，海曙区文昌社区爱心超市就是一种创新尝试。该超市的运作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社区内低保家庭、特困户凭证每月可以领取1到2件衣物。价值在20元以上的物品要先进行价格评估，有证的困难居民可以打折购买。宁波人虽不是国内最早创办慈善超市，却办得极具特色，方式多种多样，不乏创新之举。2。。5年6月，江北区白沙街道办起了为老超市，集服务、保健、娱乐、学习等功能于一体，服务对象是街道辖区内的孤寡老人、残疾贫困老人和“空巢”老人，提供探望、家务料理等亲情式服务。

1.慈善一日捐。该活动是宁波市慈善总会的一项慈善创新，现已为全国许多城市所借鉴。尽管仍或多或少地带有行政色彩，但在现行体制下已是宁波人彰显善心的理想选择。1999年12月1日，由宁波市慈善总会发起的首次“慈善一日捐”活动拉开帷幕，社会各界大力支持。8年中，“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募得善款6.3亿元，占宁波市两级慈善机构募得善款总数的68.5%。截至2007年6月底，宁波市两级慈善机构累计支出救助善款3.9亿元，受助者达38.5万人次。

2.奉化桐照善助会。该善助会是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于1991年，开始时仅有会员13人。随着慈善活动的展开，知道这一组织的人日渐增多，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参与慈善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7年，善助会发动会员和善心村民出资建造欢庆桥，方便了周边村民的出行。2000年8月，桐照镇发生一起渔船火灾，善助会将1000元善款捐给受灾户。2006年，善助会拿出2500元，资助村里4户火灾受灾户。善助会还参与捐资助学慈善活动，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2004年至2006年3年间捐助桐照小学贫困学子3500元。

1.爱心之家。当有些地方的人还在对互联网虚拟空间充满困惑，试图采用实名制等手段对网民严加监控之时，宁波人早已开始在互联网这一全新慈善领域展示慈心善愿。23岁的美丽女孩严谨在余姚闹市区开了一家美容化妆品店，偶然接触到一份来自西部贫困生资料，开始关注外来贫困生问题。她除了在网上创力、“爱心之家”外，还决定从身边做起，先摸清余姚市外来人口子女的生存状况。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走访调查，2004年4月23日凌晨，她把一篇题为《沉重中他们前行——爱心民工子女学校调查手记》发到“爱心之家”，引起了很大反响，首日点击率就达1300多次，跟帖近100篇。利用网络这一传播平台，她经常组织网友开展抚孤、助学、助困等慈善活动，仅1年时间就募集善款80多万元，有40多名贫困孩子得到救助。在“爱心之家”成立1周年之际，严谨和网友专门为一名患，白血病的儿童举办慈善义演，筹得医疗款7万元。

3.影子行动。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参与慈善，对人们的道德素质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外地人的慈善救助，更需要以博爱精神为依托。2005年9月中旬，东方热线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网友为四川巴中地区的贫困孩子捐赠衣物的帖子，发起者是一位网名叫“影子”的宁波女网友。2005年上半年的巴中之行触发了“影子”和几个网友的善心，通过网络平台号召广大网友为巴中捐赠衣物。数日内宁波城区和奉化就收到网友捐赠的4000多件衣服，装了50个编织袋。10月31日，一群意气风发的网友踏上去千里之外看望贫困山区孩子的旅途；带去了网上“四川巴中捐衣活动”筹得的一车冬衣，也带去了一颗颗善良的心。返程时，他们已经与19个从学前班到大学的贫困孩子结成“一对一助学”对子。

1.道义助学。宁波人素有经商传统，把商业运用的诚信规则用于结对助学，无疑是一种慈善创新，隐名行善者“于遥”的助学方式就颇有代表性。这种创新不仅培养了受助学子恪守诚信的精神，对其人格塑造有着深远意义，而且会影响社会，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善行，体会到做人的准则。2001年底，余姚女企业家“于遥”通过中间人给余姚市总工会职工帮困基金送去20万元，指定用于帮助在大中专院校求学的特困职工子女。同时承诺此后3年每年还将出资20万元用于助学，要求接受资助的贫困生必须与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道义协议。2002年到2004年，“于遥”出资60万元，受助贫困生无一例外地签订了道义协议。2005年11月16日，“于遥”捐资20万元，表示在新的4年里将再出资80万元进行第二轮道义助学。

2.居家养老。2004年上半年，海曙区提出“建立社会养老助老机制，探索居家养老等服务模式”的工作计划，区民政局把发展居家养老工作列为当年重点实事工程，基本思路是“政府扶持，非营利性机构运作，社会参与"，破解了海内外为之焦虑的养老难题。居家养老政府买单这一慈善创新养老模式，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2005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社区服务交流大会上，海曙区荣获唯——项居家养老示范区称号。率先破解养老难题的宁波人并未停下脚步，继续求变创新，将居家养老模式加以延伸。从2005年8月22日开始，海曙区范围内的困难残疾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医疗康复、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大服务，每天1小时的服务费用由政府埋单。居家养残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经济困难（持有低保证、互助证、特困证其中之一）、生活难以自理且家庭成员照料有困难和有其他特残情况迫切福要服务的残疾人。

1.现状。中国内地从1950年代开始，慈善活动一度沉寂，重大灾难发生后的社会救助活动，基本上由政府独家承担或组织。由政府控制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表面上看效率很高，时至今日仍有人从制度优越层面大加赞美，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性缺陷。如高度行政化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让社会付出巨大隐性成本，干扰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私人生活更为直接地依赖国家，民众缺少培养民胞物与情感的机会。民众会认为既然一切由政府操心，某个地方发生灾难，自有政府提供救助保障，与自己没有关系，导致人际关系变得冷漠麻木。

随着日常生活空间的日益开放，民众的同情心渐渐苏醒。以宁波为例，虽说宁波市两级慈善机构仍然带有准政府机构色彩，然而为普通民众与企业团体提供了参与慈善事业的主流渠道则是不争的事实。截至2007年6月末，宁波市两级慈善机构已募集到善款9.27亿元，令世人刮目相看。数字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宁波人的慈善意识被普遍唤起。由宁波市扶贫办与传媒于2006年组织的“甬黔携手·万人助学”和2007年组织的“和谐宁波·万人助学”大型民间助学活动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2005年由《宁波晚报》策划的2000多名宁波人6天为罗南英捐款60万元的故事，感动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先后有三个摄制组赶赴宁波探究慈善之都普世行善的根源。上述活动的背后，无一例外地有政府的影子，因为这些机构都有着政府背景。这说明，至少在目前慈善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的参与直接决定着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

2.对策。各国实践证明，政府并不是万能的，从长远来看政府不仅不能主导慈善事业，相反应该在体制转型过程中适时撤出，回归本位。可是在中国内地现行体制下，政府主导目前乃至一段时间内仍将起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民间慈善机构尚未建立起来，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是唯一合法有效的组织者。目前政府应借助主导优势，有效地整合慈善资源，使慈善事业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此外，宁波市慈善总会在全国首创“慈善一日捐”这一常态化大型慈善活动，某种程度上消除现行体制缺陷，有效地集聚了慈善资源，为宁波塑造慈善之都城市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波市不妨借助“慈善一日捐”这一慈善创新的金字招牌，在全国率先创办“中国（宁波）慈善文化节”，为慈善之都宁波再添亮色。

1.现状。慈善意识的培养与慈善组织的普及存在着内在联系。众所周知，有规模才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只有慈善组织众多且具备一定规模，才有可能引起更多的关注。没有慈善组织的普及，就难以达到慈善意识的普遍提高。目前中国内地慈善组织数量偏少偏小，截至2004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级慈善机构有395家，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与美国1998年仅豁免减免税收的慈善机构就有120万家相比，显得过于稀少，与社会需求相比更是杯水车薪。两者差距如此之大，一方面与美国人的慈善意识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与美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和鼓励有关。就规模来说，现有官办慈善机构与行政区划相一致，一是限制了施善者与求助者的施善与救助选择权，二是慈善机构无论绩效优劣都难以壮大或消失。

2.对策。目前宁波市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建设全面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来强调，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适当突破体制瓶颈，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真正体现出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理念。如此，宁波民众的慈善意识必将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慈善组织的壮大而不断提高。

宁波应该以时不我待的心态，对现有官办慈善机构进行民营化集团化改造，这也是在现行体制下慈善机构做大做强的唯一出路。然而，这无疑将是中国内地一项最具影响力且最具挑战性的慈善创新。好在宁波人在制度设计层面是行家里手，多有成功经验，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内地首个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可的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区。宁波可对慈善事业大力改革创新，凭借宁波慈善文化的深厚积淀，做大做强慈善组织，在慈善方面体现出更多的宁波特色。

事实上宁波在做大做强慈善组织方面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体制所限，宁波出现了大量“有基无会”的基金，宁波市两级慈善组织只好当起了众多基金的“婆婆”，既较为圆满地帮助各种基金完成了救助任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有基无会”的遗憾，又集聚了大量慈善资源，为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如能适时对官办慈善机构进行民营化集团化改造，适当参考海外民营慈善机构的运作模式，宁波的慈善机构必定会出现超常规发展的态势，进而促进宁波慈善事业的发展。

1.现状。在2004年6月正式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一度没有了非公募性基金会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的条款，可是最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还是保留了“业务主管部门”。不少人对此深感悲观，担心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这样的规定是害怕少数人做坏事，结果妨碍了多数人做好事。从美国的经验看，基金会及其他慈善组织首先是独立于政府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金会应该是独立的，主要通过税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目前民间慈善组织参与慈善的能力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属于民间，代表了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国家完整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来说，来自民间自我救助保障的努力同样不可或缺。它不仅能够有效地集聚民间慈善资金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能够起到唤醒公民慈善精神，培育公民慈善意识，将慈善事业推向更高层次的作用。换言之，民间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固然令人欣慰，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慈善活动本身。民间慈善活动标志着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完全有能力超越自我，关注他人，使公民像社会人那样生活，而不仅仅是经济人。以奉化桐照善助会为例，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自发慈善组织，目前尚无法进入现行慈善体系。其运作方式，类似于国外的NPO（非营利组织）——以慈善事业为根本目的设立，具备利润不分配给成员和管理人员的社会组织形态。NPO具备的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的诸多特征，有不少在奉化桐照善助会存在着。可是，目前中国内地对非营利性组织登记的门槛比较高，像奉化桐照善助会这样的草根慈善组织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属于事实上的非法组织。宁波是相对宽容的，至少迄今尚未明确宣布奉化桐照善助会为非法组织。山东潍坊的民间慈善组织“寿光市爱心义工”就没那么幸运了，它已于2007年8月9日被寿光市民政局宣布非法，强令解散。

2.对策。随着慈善活动的不断扩展，影响的不断加大，身份合法化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面临尴尬，可是善助会一类符合现代慈善理念的慈善机构一经出现，就像启动了的列车开始在轨道上加速，一切只能在行进中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制度的瓶颈终将会突破。以奉化桐照善助会为例，目前不妨采用折中的办法，参照宁波市两级慈善机构管理众多基金的做法，由奉化市民政局或宁波市民政局暂且担当业务主管部门，也可挂靠奉化市慈善总会或宁波市慈善总会，以解决其身份合法化的问题。同时可以此方式培育一批民间慈善组织，在体制出现突破时再独立运作，为宁波慈善事业的后续发展赢得先机。

1.现状。在一个竞争日趋同质化的时代，宁波要想活出自己的精彩，就应跳出雷同的窠臼，定位自己的城市特点，寻觅自己的文化个性。文化个性的寻觅与张扬，对于宁波秩序与命运的重构，意义重大。目前宁波不是没有城市品牌，而是太多太滥，不具影响力，诸如“港城”、“商埠”、"水用”文献之帮”、“南国书城”、“国际会展之都”等，大多体现不出城市特色，不具有唯一性，与宁波的文化底蕴亦不太相符。

2.对策。宁波阿娘文化、显亲扬名、人我救助、行善积德等传统优质慈善资源，将宁波浸润成慈善沃土，绝无仅有，不可复制，因为这是宁波的文化个性。之所以将宁波城市品牌提炼为慈善之都，是因为宁波有着极为厚重的慈善文化，形成了一种普世为善的卓越传统。传说范蠡退隐东钱湖后成为商圣，散财救助天下的贫困之人，堪称宁波慈善文化的开山鼻祖，理应在商圣称号的基础上再添加一顶善圣的桂冠。宁波籍慈善家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吴锦堂、王宽诚、邵逸夫、包玉刚等“不必言绝后，确实是空前”的善行张扬了宁波慈善文化。至于隐名行善群体、救助罗南英、慈善一日捐、倾城抢助贫困学子等慈善领域的“宁波创造”，更使得宁波普世为善传统声名远播。可以说，宁波打造慈善之都这样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品牌，既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又具有可持续性。

之所以打造宁波慈善之都的城市品牌，是因为慈善活动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课堂，是提升多数公民的道德素质，加速群体道德主体进步的桥梁。慈善事业与公民道德互促互动，在具体实践中达到了辩证统一。公民道德意识的提高，能够克服个体主体的局限，形成慈善活动中的力量互补优势。慈善行为就像火种，不仅能够使人感受到温馨，更重要的是能够培育出无数颗善良的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行为的榜样意义更有价值。当年叶澄衷捐资在家乡镇海庄市创办叶氏中兴学堂，一批从小在慈善学校中长大的学子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慈善家，包括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叶谋彰等人。

慈善活动是一种良性的交易，符合现代商业精神，因而也容易为有着商贸传统讲求务实功利的宁波人所普遍接受。这种交易可以满足交易双方的利益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产生灯塔效应，引领人心向善，使社会更为和谐。慈善是人道主义的标志，是人类良知的折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已经成为新宁波闲话。物质救助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毕竟有限，可是那一抹融入受助者心灵的阳光，却持久永恒地散发着慈善的光和热。慈善意识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对慈善的认识、判断、了解和感知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参与积极性，是影响慈善事业的深层因素。要打造宁波慈善之都的城市品牌，推动宁波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大力弘扬宁波慈善文化，大力培育现代慈善意识。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