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漆黑一片的夜晚，我们行走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半山腰。此时的我心里充满了忧虑和恐惧，经过一天的攀登，我已经精疲力竭，但大脑中仍然一刻不停地做着激烈的斗争，这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现在，我是否应该让这支团队停下来休息，甚至再一次放弃这次冲顶，还是应该抛下那些生病的、不再适合前进的队友，带着其他人继续攀登呢？
这次的攀登已经开始三天了，情况不应该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的登山向导还安慰我们说，今天的这段路会相对比较轻松，我们可以借机喘口气，休息一下，也有助于我们恢复在前两天的艰苦路程中消耗的体力。然而时间已经入夜，我们却仍然没能找到一块合适的驻扎地。这一天我们攀上了无数个陡坡，跨过了无数块巨石，但仍然看不到可以休息的地方。脚下的路已经看不清了，我停下来卸下背上的背包，颤抖着手在里面搜寻手电筒。此时我听到其他队员也在急急忙忙地摸索着自己的手电筒，空气中除了风声，就只有大家手忙脚乱的嘈杂声。
这支正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队伍是由我带领的一支特殊的探险团队，在28名队员当中，有7名是来自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身体或心理障碍患者。每名患者都由一名身体正常的队员进行照顾和协助。我们的这次攀登旅程除了征服非洲第一高峰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每个队员、每个身心障碍患者克服他们自身的生理心理极限，突破自我。
我们原本做好了应对一切情况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准备已经有点过分了。但是在一天的攀登之后，手脚并用的队员们已经被没有尽头的山路和岩石折磨得痛苦不堪。队员里已经出现了伤员，薇儿尤其严重，她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呕吐的症状。此时有些队员已经有了放弃的打算，想要调头下山。
杰克是我们的两位随队医生之一，他严肃地告诉我：“荷塔，我们必须让薇儿下山。”我明白，在这样的高寒环境下，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登山高手，都可能随时被高山病意外地击中。高山病不同于高原反应，虽然一开始的症状也是头疼、没有方向感，但如果不及时治疗，就有可能引发大脑水肿，而这种症状是致命的。
高山病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下山。我一直在犹豫，心中挣扎了很久，才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已经爬了三天了，没有任何人想要中途放弃，包括薇儿。但这时不能任性，她必须放弃，因为她的症状已经很严重了。
但我此时考虑更多的问题是：如果团队中有人不能继续前进，那团队领导人还要继续前进吗？一个模糊的声音告诉我：“不应该。”但这个声音无法说服我，不管怎样，我们的队伍还要继续向上攀登，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面前的这座山是现阶段对我们最大的艰难考验，但我深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翻越我们心中的那座高山，当你的内心无比强大时，所迸发的力量将令人惊叹。
当你行走在路途中，道路坎坷之时总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这支队伍。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旅程，我自信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我们有详细的规划、正确的领导，以及熟练的技能。但“最好”永远不是“万全”。在商界摸爬滚打了25年的我很清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像你计划当中所希望的那么顺利。即使你已经做了最多的准备，但兴许事情一开始就会给你迎头一棒。万事开头难，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就好像这次旅程，才到了第三天就有好几位队友不得不下山。按这样的情况走下去，估计最后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登上山顶。既然如此，我们这么辛苦地往上爬还有意义吗？
在队伍当中，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曾经对这座山发起过一次挑战，最后惨败而归（这段经历我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谈到）。我不敢把这个事实告诉大部分的队友，因为我知道这会给大家的心理起到负作用。而如果这次挑战还是失败，我心中的信念都将荡然无存。
最终薇儿还是被我们留了下来，大部队继续往上攀登。两位队医也留了下来，因为薇儿并没有摆脱危险，所以需要有医生照料。尽管出发前就有人警告过我，这次的登山任务太过于冒险、计划远远不够。然而当我们的团队继续向前，并把薇儿及两位队医留在身后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些警告的真实。两位队医搀扶薇儿的身影渐渐远去了，但那幅画面已经深深刻在我的心中，时时提醒我这趟旅程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从我的童年开始，失败（或者说是对失败的恐惧）就占据了我的身心，让我一生无法摆脱。我成长在苏联控制下的罗马尼亚，而且我们是德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苏联、罗马尼亚是敌对国，德国最终战败，即使到战后德裔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的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和控制，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失败中。后来我去美国读书，然后想方设法帮助我的家人（父母和姐姐）逃离了罗马尼亚。(www.xing528.com)
直到现在，我都对罗马尼亚当时的秘密警察感到毛骨悚然，他们权力巨大，甚至只需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让任何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经常排起长队，等待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过的就是这种高风险的生活。所以，后来我在花旗集团、摩根集团、AIG等大型企业工作时都已经无畏那种种挑战和风险了。当我在谈判桌上面对着一位位冷酷傲慢的伟大企业领袖的脸时，敢于去直视他们的眼睛，因为我知道，这些领导人的权力再大，也不会像秘密警察那样轻易就能危及我的生命。要知道，对于那些警察的问题，我哪怕回答错了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投到监狱，甚至为之丧命。经历过这些残酷环境的历练，我从此在商界无所畏惧。
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座没有面孔、只有庞大身影的高山，而不是一群企业高管。面对这座山，我无法讨价还价，没办法说服它答应我任何条件，即便我对它强硬、冷漠甚至发怒，都没有任何用处。我只能一边奋力攀登山上嶙峋的岩石，一边鼓励自己：让童年时就获得的勇气发挥作用吧，让它帮助我战胜这座高山。
我很清楚自己责任巨大，所有队员的性命都维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现在已经有某些队员对我的做法表达了不满，有人开始抱怨我在登山之前没有向他们充分说明任务的艰巨性，没有告知他们登山可能失败、可能会中途放弃，并且失去登顶的机会。这些不满让我生气，又让我灰心，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这个时候，女队友克莱尔忽然问我：“荷塔，你会唱歌吗？”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已经唱起歌来，那歌声猛然把我从恐惧和自我怀疑的深思中惊醒。“你会唱某些圣歌吗？”她又问了我一遍。
“会。”我说。我小时候在一些宗教仪式上学过一些基督教圣歌，到现在还记得其中几首的曲调和歌词。于是，我和克莱尔打起了精神，开始合唱。黑暗中，我们伴随着歌声向上攀登。我仍放不下自己的担忧：如果这次任务最后成为一场灾难，那一定会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我让这些勇敢的人失望了。
随着我们气力变小，歌声也逐渐变小，直至消失。于是周围又只剩下登山鞋与粗糙岩石摩擦碰撞的声音，以及每个人粗重的喘息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这片寂静里战斗，他们是我的战友，我把他们带领到这里，让他们面临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极端考验，现在我们都已经快要达到极限。我知道，即便今晚所有人都能顺利到达扎营的地点，明天也很难再坚持继续前行。我和其他的团队领导人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如果谁感到自己的体力不足以应付之后几天的攀登，就必须要下山，即便他还没有到达极限。
这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对于那些已经辛苦攀登了三天的人来说，他们本来的目标可不是半途而废，强制他们放弃无疑是对他们的打击。
终于，我们看到了前方微亮的灯光，扎营地点就在那里。我试图加快脚步，向帐篷走去，然而脚下一滑，几乎跌倒，这时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队友阿里跳上来扶住了我。“幸好没摔倒。”他说，然后从背后用双手夹住我的登山包，努力把我拉了起来。“把你的包给我吧，我帮你拿。”他说。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灵的阀门，泪水忽然涌了出来。这一路上我走得太艰难，心中的挣扎耗尽了我的心力，我只是硬撑着没有表现出来，而现在队友一个好心的帮助对我来说如雪中送炭。我所有的心理防卫都被打破，情绪猛然爆发。此时的我，已经难以顾及自己的形象——商界女强人、登山队领导人。我全身无力，跌坐在地，彻底地哭泣起来。
那一天的攀登如此艰难，山坡上石块遍布，队友生病无法前行，我们的队伍面临着任务失败的危机……这一切困难一起向我袭来，如同洪水猛兽。在那个深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心中比帐篷外的黑夜更加黑暗。我的自我否定和怀疑如今已经危及我们整个团队。我面对这座山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我不可能征服乞力马扎罗山。真的是这样的吗？
重拾信心，继续前进，这对大家是好还是坏？我仍旧抱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希望是不是只是出自我自己的私心，甚至是自大？在我深深的自我怀疑中，我们的前路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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