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进化理论研究综述

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进化论》中提出的进化论被世人评价为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他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现象称为自然选择，其实质是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其核心是生存斗争，这种理论打破了当时“世界皆为上帝所造”的理论包围，在19 世纪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该理论强调了生物种群内部以及种群间的斗争，但却忽略了生物种群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生物界，生物之间不仅存在着优胜劣汰式的生存斗争，还存在共生互补、共同进化等现象。这种现象既表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相互竞争的收益，也表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相互协同合作的收益，同时还表现在物种群落所处的外部环境与生物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随着人们对事物理解的不断加深，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突变论、自组织理论、协同学、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等学科的兴起为研究协同进化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针对于《进化论》当中没有涉及的良性互动和互惠共生现象的协同进化理论应运而生。

协同进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生态学家雷文（P.H.Raven）和埃利希（P.R.Ehrlich）于1964 年在讨论植物与植食昆虫相互作用对种群进化的影响时提出来的，但两位生物学家并没有对协同进化理论进行明确的界定。雷文（P.H.Raven）在后续研究中第一次对协同进化理论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协同进化是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1]这一定义强调了协同进化的特定性和相互性，即物种中的任何一个性状的进化都起源于另一个性状，此时两者都发生了进化现象。1976 年赫尔曼·哈肯（H.Haken）系统性地描述了“协同进化理论”，他在论文中指出了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即在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而促使整个系统进化。

协同进化在生态学当中的定义已经基本统一，即自然生境中两个或多个物种，由于生态上的密切联系，其进化历程相互依赖，当一个物种进化时，物种间的选择压力发生改变，其他物种将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进化事件，结果形成物种间高度适应的现象。^[2]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市场对于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深入思考，随后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些企业管理思想，而协同进化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对以往经验方法、理论的综合能力从众多理论当中脱颖而出。

剑桥大学教授Campbell^[3]在1965 年率先在其论文当中将协同进化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后，Astley^[4]和Aldrich^[5]等人又在Campbell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和产业的协同进化理论推广到共生式发展的企业种群这一层次。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著名学术杂志Organization Science在1999 年第5 期的企业协同进化方面的专刊上刊登了共10 篇论文，分别对企业协同进化的模型、框架、政策与管理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更是协同进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标志性的成果。此后，协同进化理论在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相关领域的论文也大量涌现，协同进化理论在产业、企业以及社会协同式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不断得到补充。

Daly、Bartholomew^[6]等人和Faber的团队首先指出可以根据生态经济学^[7]的基本属性，运用生态学和经济学以及相关理论的各种工具对生态经济学进行研究。而后，Norgaard 提出了运用协同进化的基本范式解释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由相互选择过程推动的相互进化。^[8]Gowdy将进化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和突变概念引入到经济与环境系统交互的探讨中。^[9]而Van den Bergh 和Engelbrecht在其研究协同进化微粒群算法的论文中提出，可将协同进化理论作为研究组织及其内在变化的数学基本范式，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定义了一个由基因、个体、群众和组织组成的交互式模型。^[10]Van den Berg及其团队又在这个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仿真学、MAS 统计学以及种群进化博弈论，对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产业的进化进行了数学建模。^[11](www.xing528.com)

在经济的组织形式方面，Igor Matutinovic等人从生态理论的视角讨论了经济生态中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均看作复杂适应系统，并将其与生态系统进行类比，得出了全球经济这一自组织将成为收益系统的结论。全球贸易中少数技术先进的国家的直接贸易将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大部分，而其他国家的贸易互动的指数下降，全球所有的经济体直接的互相作用也能够显现出连接偏好以及小世界行为。^[12]这显示出个人的小世界的行为和连接偏好的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类生活系统的自然均衡将成为影响生态学视角下的全球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国学者对于协同进化理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较为有影响力的有：王静莲借鉴生物科学中神经元相互抑制与刺激的量化关系，提出了多个体协同式强化学习的动力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生物进化是一个在生态环境中结合先天遗传进化和后天竞争学习进化的结果。^[13]杨黛等借鉴种群生态学的核心理论logistic模型对产业集群的多重边界及其形成机理进行分析，提供了共生型产业集群组织边界的多种视角。^[14]张喜文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动力学模型作为参考，考虑了环境资源高利用率对资源容量的相对扩展，将生态效率纳入考量范围，构建了捕食、竞争和共生三种生态型企业协同进化动力学模型。^[15]王子龙等通过构建生态位协同演化模型，对系统内任意两个企业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及其演化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最终构建了集群企业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及生态位协同进化模型。^[16]

吕俊杰等借鉴系统动力学和生态学原理得出了产业集群的共生运行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集群的共生化机制——动力机制、辅助机制、核心机制和基础保障机制，最终对各机制的作用和实现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17]梁晶等以生态学中的KojimoropoB（柯尔莫戈洛夫）和lotka—volterra竞争动力学方程为工具，从生态位的角度探讨了生态位理论对集群竞争、演替、协同进化等方面的影响，论证了产业集群的协同进化和产业集群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18]赵全超等依据RSC-ANP企业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网络化成长性评价模型，为科技型企业的产业政策制定和考评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19]李一军等把演化博弈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构建价值网络模式下企业主体间协同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指出价值网络模式下企业协同竞争行为的博弈过程及特点，并揭示了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分配机制对演化博弈过程的影响机理。^[20]王举颖等从企业与集群环境互动的角度，研究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外部环境关联机制和企业生态位态、势互动机制，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了企业生态位模型和基于生态位模型的企业成长机理解释，并建立了基于TOPSIS 算法的企业优势生态位贴近度分析模型。^[21]

此外，对协同进化理论的论述，还散见于曹先彬、^[22] 王希泉、^[23] 林丽萍、^[24]刘静^[25]等学者的论著当中。可以说，有关协同进化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兴起，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