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卡尔把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舆论控制权)。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延伸了卡尔的思想,认为权力是影响他者从而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可以通过威胁、收买或吸引力来实现,军事权体现胁迫力,经济权体现收买力,这两者都是硬实力,而话语权则体现一种吸引力,并指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30]。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但其更多的是侧重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层面的软实力。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12月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逐渐将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议程。童世骏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根本一致,中国政府的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并指出,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文化具有可分享性,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一方面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多重复合增添了色彩,另一方也为其他民族的成员贡献了可分享的精神财富。即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比较强,意味着这个民族比较有能力使本民族成员生活得更好,也意味着这个民族比较有能力为其他民族的更好生活做出贡献。[31]胡健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一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是强制施加的影响,而是受动者主动接受或者说是主动分享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力、吸引力。文化软实力应该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柔性力量,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倡导软实力也是为了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强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32]骆郁廷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文化软实力,与约瑟夫·奈强调文化外部吸引力,企图通过显性或隐性的价值诱导和价值干预来增强“价值同化力”,以本国文化的独占性来否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着本质不同。中国所讲的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更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提升文化的外部吸引力,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多种文化共同发展。[33]张国祚提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人本观,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丰富的智慧启迪人、以真挚的情感关爱人、以勇敢的品格激励人、以和谐的理念团结人。(www.xing528.com)
软实力的实践与理论发展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而日益丰富,从最初区别于硬实力的软实力,到以强调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从国家和外交层面的国家软实力,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文化软实力。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理论非常的丰富,且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并将其作为组织成功的关键要素。因此,矿业经济绿色产业链中企业也需要重视组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培养和发展,将企业文化、组织制度、员工素质、企业品牌、社会责任、创新能力与发展战略等软实力资源不断地加以挖掘和强化,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软实力,塑造全新的企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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