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价值对乡城迁移的影响

乡城迁移是城镇部分的拉力和农村部门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将决定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意愿不仅受到城市部门更高的经济收入和就业预期的影响，由于农地价值构成农村家庭利益的组成部分，也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

农村土地本身具有财富价值和经济收益，构成城镇化过程中迁移的成本，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进城迁移具有负面的约束。在城镇的郊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地区，农地的经济利益更高，使得农村人口更加不愿意放弃农地，从而减弱了乡城迁移的动机（Tyner and Ren，2016）。在这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乡城迁移的人口希望将户口迁回农村以获得土地利益。因此，在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愿更强，而且如果我们按照新迁移经济学“相对剥夺假设”的看法（Stark and Bloom，1985），在农村中农地所提供的经济收入相对更低的较为贫困的人口，会有更强的外出就业的意愿和动机。农地相关联的经济负担减少，也会相应增加农地的价值。例如，在取消了农业税以后，实际上增加了农地对于农户的利益，从而会减弱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动机。

农地价值还表现在农地构成对生活风险的抵抗机制。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农村地区，农地具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农地是农村人口对抗生活风险的基础支撑，客观上充当了安全网的作用。近年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社会保障提供的经济供养能力还微乎其微，农地仍然构成了农村人口不可放弃的经济支持，这也限制了农村人口离开土地彻底进入城市。农地对于农村劳动力具有基本保障作用，因此当城市部门不能对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是缺乏意愿放弃农地进入城市的。

农地的价值同时也受到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业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变化，以及农业生产和商业体制的市场定价机制的波动，都会影响农地的价值，从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过程中的农地价值变化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农地价值得到提高，这会相对减弱农村人口的导出，这样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边际倾向会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农村的土地价值减弱了，例如出现抛荒，则会进一步扩大城乡财富积累的机制，会进一步促进人口迁移和流动。(www.xing528.com)

农地价值不仅影响农村劳动力对外的迁出意愿，也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发生循环性的迁移或者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劳动力的循环性迁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要满足农地必需的劳动力需求，完成对农地的劳务投入。迁移者往往通过非定居的迁移和循环性的迁移，希望同时保障获得在城市就业和农村土地利益的两种收益（Fan，2008）。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对农村地区的汇款，实际上是证明其和流出地社会的社会关系，同时宣示其对农地的所有权。特别是如果农户家庭中的劳动力相对不足，外出农民工就有更大的倾向返回农村地区。

近年来也有多项研究说明，农地因素作为家庭禀赋，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也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回流（石智雷、杨云彦，2012）。按照新迁移经济学的假设，农村劳动力通过家庭内部分工，协调其家庭的农业生产和劳动力外出就业。农地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和农地价值的实现，也是影响农户家庭劳务分工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迁移劳动者将城市的劳动就业作为人生历程的一个阶段和家庭获得货币资本的一个阶段。而他们在年龄更大时期返回农村，继续对土地的农业投入。这种叶落归根和安土重迁的行为，被认为是外出迁移目标的完成，也反映出农地价值对劳动力迁移和城镇化的束缚性。

同时，按照新迁移经济学的假设，迁移是为了分散化农村家庭生活中的经济风险。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农地价值所具有的保障作用，对于农村迁移者家庭也是规避综合社会风险的组成部分。农村家庭利用外出迁移抵消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和农村生活贫困的风险，同时外出的劳动力则利用土地的保障作用保障其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当城市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和危机的时候，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冲击，他们往往返回农村。农村地区的小农产权制度，也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没有出现类似印度城市中的大规模贫民窟。这也说明农地价值构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保障机制，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拥有农地具有客观具体的价值和利益，不仅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决策，也会影响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对土地的安排。这也能够解释乡城迁移的人口实际上更不愿意对农地流转和转让，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需要继续保持农地的利益，同时也因为他们的迁移过程存在着缺乏保障的风险，会使得他们继续依赖农地的保障作用。因此，当乡城移民更大程度地融入当地社会，受到更少的歧视和排斥，或者当乡城移民具有更健全的市民化和社会保障，迁移人口才会增加农地流转的意愿和行为选择。由于农地产权利益构成农村居民家庭的客观利益，对此我们也不能先验地认为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就业和发生乡城迁移就一定会加快土地流转，进而希望通过农村人口进城并以此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土地利益。农村劳动力具有自身的经济理性，他们在迁移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土地的价值和利益，以及市区土地的成本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