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 影响与应对策略

前文说明，户籍制度作为人口居住地变更和移民管控的制度，天然地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1984年暂住证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关系应该历史地来评价。在20世纪80—90年代，户籍改革实际上释放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户籍改革基本上是中国经济改革奇迹的推动力。通过部分松动户籍管控，开放了人口流动性。同时，户籍制度构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壁垒，使城镇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控制了劳动力成本。户籍管控放松带来大量甚至是无限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Chan，2012；彭希哲等，2009）。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一些劳动力市场研究指出，21世纪初若干城市所进行的条件户籍改革实际上对带动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并没有显著作用（孙文凯等，2011），这说明不管进行还是不进行户籍改革，总是有大量劳动流入城市。而在2005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表明，由于户籍与福利和公共服务密切相连，户籍制度改革滞后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陆铭、陈钊，2012）。劳动力供求的流动性主要受到城乡收入差别和劳动力的总量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表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开放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就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户籍制度改革过慢，就会制约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阻碍城镇化发展。

在2005年以后，城乡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了变化，“刘易斯转折点”的迹象已经出现（蔡昉，2007；2009）。户籍制度改革过慢阻碍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户籍壁垒带来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不能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城市企业处于不断地招工、培训、劳动力流失和再招工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企业很难形成长期的人力资源战略和发展预期；劳动力如果不稳定，企业就不会对劳动者提供培训，也很难为企业产业升级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工人。而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缺乏对乡城转移的长期预期，因此农村劳动力也往往抱着短期态度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以来城市部门出现的“民工荒”和“技工荒”问题，反映出由于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限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制度成本，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用工成本不断提高的企业成本表现出来。

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的质量。户籍制度制约了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对于劳动力本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本身是基于户籍的，对于非户籍人口不能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将限制教育作为户籍控制的关联机制，作为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手段。企业由于顾虑到劳动者的流动性，也不愿意对劳动者提供教育培训。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的“技工荒”，“技工荒”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缺乏对劳动者技术培训的兴趣。这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入城市的工人不同，当时的进城劳动力多数都在城市留下来成为城市产业工人，而且城市部门通过技术培训还培养了一批技工支持了早期工业化建设。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对劳动者技能培训不足，这一定程度是由于户籍制度破坏了劳动者就业的长期稳定，从而使企业在用工安排和产业层次选择上都变得短期化了。在户籍壁垒的限制下，劳动者本身也缺乏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确实有更强的流动倾向，但是流动的劳动者在户籍制度下并不必然增强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流动人口如果没有在城市居住和发展的长远预期，只是认为自己是在城市短期打工然后返回故乡，他们就会降低对自身的教育投资。我们的相关实证研究还表明，迁移人口如果没有发生户籍转变，他们的市民化程度较弱，他们的教育收入回报率会更低，会进一步制约他们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入（陈春林，2013）。非户籍人口对职业技能和新知识的自我培训机制无法建立，会限制劳动力市场质量的提高，而劳动力市场质量提高才会带动产业升级。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已经不能再依靠低成本简单劳动力的发展模式，随着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力比重都开始下降，而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这要求企业能够有更高的利润和效率才能支撑劳动力成本提高，要求通过技术进步，依靠人力资本来替代简单的劳动力；教育和人力资本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核心性作用（任远，2013）。而户籍制度客观上损害企业的职业培训，影响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排斥性的教育体制影响未来劳动力的供给，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向新经济模式转型的阻碍。

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在于户籍制度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一些城市部门存在功利性的想法，希望通过户籍制度来吸纳高层次人才，并通过户籍制度来剔除低层次人才。但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如果户籍制度管控过紧，高层次人才可能会离开所在城市到另外的城市，而低端人才实际上并不受到户籍控制，他们达不到户籍标准，不管有没有户籍他们都会在城市集聚居住并谋生创业。因此，由于户籍制度控制过紧，对于福利偏好更强的高端人才的挤出效应实际上是强于对于生存性偏好更强的低端劳动力的挤出效应，这就形成了一种“逆淘汰”的现象。例如，上海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其人才优势比北京、深圳都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上海超强的户籍数量管控相联系的。例如，上海甚至有很多研究生和博士生都得不到户籍，这些人才自然会“用脚投票”，而这对于城市人才集聚是不利的。因此，在严格的户籍管控下，创新型城市建设实际上无从谈起。(www.xing528.com)

过强的户籍管控还会扭曲劳动力市场结构，导致劳动力市场下行发展。我们还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迁移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更低，他们是低端劳动力，从事苦脏累的工作。这个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事实，但是目前新生代劳动力日益成为移民的主体，迁移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高于城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城镇化过程中的迁移流动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向上发展，那么在此背景下的户籍限制，实际上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向上进步，也不利于城镇化所带来的知识集聚效应。

户籍制度带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错置，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存在“民工荒”，一方面存在相对较高技能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失业，但结构性失业往往解释了高层次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低层次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普通劳动力的“民工荒”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同时出现，实际上与结构性失业的情况恰恰相反。其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实际上将城市就业分割为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由于城市限制户籍的指标进行总量控制，于是这些规范性就业岗位的数量不足，特别是国家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往往通过“编制”来控制这些规范岗位数量。大学毕业生和受过更高等教育的人才往往需要规范性的就业岗位，因此出现了就业困难。户籍制度将这些规范性就业岗位挤压到了非正规就业岗位，而且企业和经济单位往往从盈利出发也有动机缩减规范性就业岗位而增加非正规就业岗位，企业和经济单位由于经济行为短期化也更大程度上激励保持非规范性的就业岗位而阻碍了企业的规范化转型。这样的结果是，实际上对于非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因此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是非规范性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了“民工荒”的情况。

因此，综合考察户籍制度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不仅减弱了劳动力场市场的流动性，同时户籍制度的排斥作用还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质量和结构。我们看到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但实际上户籍制度造成了大量暂时性移民，带来劳动力市场质量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要求，户籍制度带来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扭曲，因此户籍制度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的阻碍。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户籍制度改革过慢，导致城市内不能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也带来城镇化过程中的内需增长不足。非户籍人口具有极高的储蓄率和极低的消费率，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缺少市民化，影响了移民的经济行为。他们仅仅是在城市内打工挣钱，却并没有将城市作为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归宿，这些都限制了移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移民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力量，因为没有形成稳定内需，所以我国经济发展也缺乏可持续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