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综合配套试验区的户籍改革探索

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的静态社会结构下，能够很好地对人口、经济、社会生活进行管控。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释放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随着城市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就业机会，使乡城之间劳动力流动出现和日益增强，产生出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流动的不匹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不断在进行改革。

1984年开始实行农村进城务工经商人口的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打破了僵硬的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性的约束，开放了乡城间人口流动的空间。这是对户籍壁垒的打破，也为城市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并因此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内在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起，进行了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探索。小城镇居民可以自带口粮落户，在城市中稳定居住、稳定工作，可以解决部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在一些地区实践中甚至还商品化，不少地方城镇允许农民缴纳城镇建设费的方式购买非农户籍。1998年公安部关于户籍改革的文件，对子女随父随母自愿落户和投亲落户有一定的开放。(www.xing528.com)

到了2000年以后，各地对于户籍改革进入了探索试验时期，中国多数省份开始探索不同准入条件的条件户籍改革（吴开亚等，2010）。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比较重视小城镇户籍改革，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了对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探索。例如，郑州从2003年开始探索开放城市户籍，由于改革的困难而最终失败了。在江苏省也进行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探索，实际上虽然在名义上取消了户口身份，但是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仍然是按照城乡区别管理的，这样的户籍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重庆作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试验区的重要改革内容是综合配套的户籍改革。在重庆的农村居民转户口实施办法中，农民在进城过程中退出宅基地，通过地票实现土地流转，政府设立土地流转机构确保土地占补平衡，并为转户口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就业、卫生、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城市通过建设用地提供公共租赁房给城乡居民，并通过土地招商引资，依托土地收益增强公共财政。重庆的实践受到了“让农民上楼”的批评。相对来说，同样是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试验区的成都市的改革不要求农民转户口退出宅基地，更加重视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发展。资料显示，拥有1 100万人口，其中510万为农村人口的成都，2003年地方财政的三农支出仅10亿元人民币，而到了2009年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已达192.3亿元，6年累计投入了594.8亿元，人均公共服务投入的城乡差距在2004年为1543元，到了2009年已经下降到了136元。广东实行的“积分入户”改革，成为不少地区户籍改革学习的榜样。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蓝印户口到21世纪初探索人才居住证制度；2009年实施了居住证转户口的改革，被当时的媒体评价为“户籍新政”；2012年又开始积分福利制度的有关探索。各地户籍改革都有一些成功经验，也暴露出一些改革的困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将户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率先推动的一项内容。2014年国务院关于户籍改革的意见，更是提出了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提出了户籍改革整体实施的方案。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籍改革总体上是在不断改革和有序推进的。但是如果作一个基本的判断，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移流动，而且滞后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增长到2014年的54.7%，也就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达到了54.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只有37%。日益扩大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比重的差距，凸显出户籍改革的滞后性。而且这种差距的不断扩大，也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分化，使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受到限制。因此，在当前时期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为非常迫切的改革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