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发展的繁荣和脱贫

在多中心巨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和新城发展具有与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郊区化不一样的特点。如果说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特别是美国城市的郊区化主要是中产阶级化的特点，那么中国郊区化和郊区的城市化则面临更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当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外来移民的聚居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中心城区人口搬迁进入郊区新城。因此，中国的新城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城市的郊区化”，而是一种“郊区的城市化”。新城的人口增长也包括中心城市的人口搬迁进入郊区新城，而这种“郊迁扩散”的人口过程，主要也并不是城市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在郊区购买更大的住房和别墅，而主要是城市中心中的收入较低的人口在城市更新改造和拆迁中在郊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目前，上海在城市周边新城中建设了大规模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居住社区，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区向郊区的人口迁移。新城的发展需要为多样化的人口变动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

混合性的人口过程强化了新城地区的社会分化。在多中心城市的郊区和新城中，集中地、复合式地造成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结构性分化、贫困人口与财富阶层的社会分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结构分化。特大城市郊区和新城发展中存在的严峻的社会分化，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分化的集中缩影。

城市的社会分化尤其表现在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制度排斥和社会排斥。城市的迁移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的郊区和新城中，这些移民群体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在城市长期居留，有比较强烈的融入城市社会的需求。但是对于中国的大都市发展来说，由于存在户籍制度及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约束，流动人口在健康、卫生、医疗、保障、住房服务等方面都难以获得市民化的均等待遇。流动人口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使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被排斥，造成城市社会的内在分裂。郊区新城作为城乡结合地区存在的农村集体产权土地，使得农村居民可以通过较低价格提供私人租赁，进一步带来贫困群体和流动人口的集中居住。由于流动人口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边缘和郊区，也使大都市区郊区成为社会风险最为集中的地区。(www.xing528.com)

人口群体的多样性和社会分化在空间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上海周边的一些国际小镇基础设施非常高档，但现在基本还是空城，这一方面有交通和公共设施不方便的因素，另一个方面在于整个社区的定位过分追求富裕中产阶级特点，或者定位于吸引中高级技术人员和国际移民。房屋的价格和入住者的身份限制，将大量当地人口排斥在外，通过小区的安全保卫和隔离形成了封闭性的高档社区，使整个城市建设项目和当地人口结构完全脱离。但是，在这些富裕的封闭式住区的周边，就是大片的城中村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剩余的农村集体产权区域，或者已经发生了土地用途转变但是仍然保留的大量贫困社区，有着大量的违章搭建和外来人口聚居。即使我们深入一个城中村内部，我们也能够看到本地村民居住和流动人口居住的隔离分化，流动人口往往居住在工厂的周边，环境质量差，居住住房的类型多是集体宿舍，居住空间狭窄，缺乏必要的商业设施；而本地村民往往相对有更大的住宅面积，更便捷的公共交通设施和生活服务。

由于中心城区的旧城改造和动迁，以及在郊区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造成郊迁扩散的城市居民中相当多数是社会阶层地位和生活相对贫困的人口。由于在中心城区户口所在地的公共服务、社会设施水平较高，以及户口所在地的政府福利补贴的标准更高，同时在新城地区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因此郊区新城中“人户分离”的情况非常突出。这种“人户分离”不是缺乏户籍准入造成对上海外来人口的“人户分离”，而是说具有上海户籍身份的人口在不同区县间的人户分离。数据表明，在这些新城集中的地区如宝山、闵行、嘉定、松江有着更多的“人在户不在”的现象，即使他们常住在郊区新城，但是户口仍然在迁出地的中心城区；相应地，在中心城区的徐汇、静安、卢湾、黄浦等区，则存在显著的“户在人不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