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比较：不同的路径和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城中村本地村民、流动人口、村集体、镇职能部门、周边企业在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各主体间相互作用，可比较三类城中村治理结构的不同（表8-3）。

表8-3　不同城中村社区的社会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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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村由于集体经济实力较强，实行村集体为主导力量的治理。其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建设相对标准最高、内容最为齐全，包括百姓大舞台、卫生站、幼儿园、图书馆、道路、公共厕所、环境卫生等设施都非常完备。整齐的环境增强了村庄居民的凝聚力。村民将村庄治理的权利交给村委会，在日常事务的自我管理中，实际上缺乏相应的主动能力。村民的主要权利让渡给村集体，不能在宅基地上进行搭建，而统一通过村集体出租土地和建设太平公寓的租赁住房获得集体的分红，形成了对村委会的委托治理。相对于城市其他地区的外来人口缺乏任何权利，太平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可以得到必要的保障，新村民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治理，具有相对平等的权利。但是流动人口自我的组织性却是缺乏的。本地村民和新村民基本上能够和谐共处，其相互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总体上是在增强的。村庄中没有任何摆摊设点、破墙开店的基层生活自治服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城中村的治理是比较民主的。村集体对于村办企业运营也有相当大的干预能力，企业利润本身构成了村集体经济实力的来源，构成城中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太平村的社会治理中，镇政府的直接介入很少，可以说是一个政府授权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村庄社区本身已经有非常完善的电子监控体系，有治安管理力量，治理能力较强，村委会和政府形成顺畅的“上下联动、内外共治”关系。

在宝山区的茂盛村，相对来说并没有明显的主导力量，拥有比较平衡和协商式的社会治理结构。茂盛村村集体有一定经济力量，但是相对薄弱，因此除了对门禁和监控等治安防控进行投入之外，在河道疏浚、道路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是不足的，而且在环境整治等公共事业项目中还需要向镇政府申请额外的补助支持。同时，村庄的居民则有一定的自主力量，茂盛村的私宅能够在一楼开设店铺，如棋牌室、餐饮、超市，这在以集体经济统一管理的太平村是难以看到的。虽然也有住房管理站这样的中介机构，但流动人口和本地村民的利益链是相对直接的。本地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形成自我约束，但是在村集体管理中排斥流动人口的参与，某种意义上是同村人口用村规民约来确定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在村庄管理的具体实施中，城中村也会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管理，例如由流动人口担任信息员，流动人口代表也参与住房管理站的定期例会。由于集体经济力量的不足，茂盛村的城中村公共服务能力是薄弱的，很大程度上城中村成为周边工业区企业的住宿区，因此周边企业也通过慈善和公益的方式，通过“结对子”支持村庄的部分公共事业。城中村和镇政府的关系也是伙伴关系，与太平村所在的江桥镇完全委托村集体自主管理不一样，茂盛村的城中村治理包含了镇综治办和村委会的共同参与，在村庄其他公共服务事业中由于村集体经济力量有限，寻找职能部门的支持和参与都显得非常重要。可以发现，茂盛村的社会治理具有不同利益主体比较平衡、相互沟通协商协作的特点。

在浦东新区的联丰村，政府的行政管制是地方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通过镇人口办、派出所民警和村委三方建立城中村整治的工作体系。各项专项整治工作是由政府组织开展的，政府通过对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定期例会和抽查考评等行政方式推动社区整治，而村委会往往是配合相关的管理整治工作。村委会落实政府工作，开展信息登记和整治工作，但具有两面性，即村委会往往在整治之前就通知城中村中违反要求的摊贩等作出相应准备。村委会一方面积极落实人口管理，另一方面也帮助村中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近小学中协调名额，通过组织暑假班和兴趣班一定程度上帮助流动人口子女。村民在城中村社会治理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反对也不配合政府的各项整治。实际上村民通过出租私房在城中村发展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与承租户也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若让他们为流动人口争取利益，例如给政府部门出具允许居住证挂靠的证明，他们又是犹豫和不参与的。村庄的集体经济薄弱，各项公共服务很难通过集体经济来供给，包括环境卫生、教育等，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流动人口获得很少的社区公共服务，同时流动人口之间的商业贸易网络、社会交往网络、亲属和同乡网络却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同乡会也相对较强地发挥功能。流动人口自我雇佣和发展各类丰富的商业活动，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地方社会。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政府和集体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流动人口通过商业化的社会服务来解决自身问题，如城中村中有开水站、公共浴室、棋牌活动室。这些服务项目不仅服务流动人口自身，也为当地村民提供服务。但是，这样的流动人口地方社会很大程度上都是非正式组织状态的，当地政府对于城中村社会治理也只能依靠不断地加强整治、取缔和排斥来试图实现地方社会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