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城中村与流动人口的挑战

应该看到，特大城市城中村地区的“城市病”和社会治理不仅仅是如何应对流动人口集聚的问题，城中村也是城市本地人口中贫困人口相对集聚的地区，各项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相对薄弱。城中村社会治理还需要重视农村地区在“被动城镇化”过程中的权利维护和利益保护（房庆方等，1999）。但是，流动人口集聚更是当前特大城市城中村地区人口和社会管理的突出难题。

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郊区和城中村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上海常住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1334万增长到2015年的2415万，其中户籍人口增长只占很少部分。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从1991年以来处于持续的负增长状态，而户籍人口的增加主要是20世纪50—6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人口返回城市，以及通过技术性人才迁移和大学毕业生落户等方式增加的户籍迁移。上海当前的流动人口大约有1000万人，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居住在城市近郊区的流动人口比重占52%，其中，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比重为37%、老城区22%、城中村为14%、农村社区24%、集体宿舍3%（任远、李含伟，2014）。特大城市郊区和城中村地区的流动人口大量集聚，是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显著特点。

流动人口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大量外来人口对城中村这种非正式聚居空间的巨大需求。流动人口基本上处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系之外，也不能获得城市的公共住房保障。从城市住房市场来看，商品房的价格超出了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因此私人租赁成为流动人口的最佳住房选择，而这些私人租赁多数集中在城中村地区（吴维平、王汉生，2002）。陈映芳（2012）通过对上海的调研，发现城市内部的拆迁和中心地区居住住房减少也使流动人口向郊区转移。郊区和城中村地区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可居住的住房，非正式的私人租赁住房为流动人口集聚提供给了土壤。与此同时，工厂和就业机会向郊区转移，使得人口在邻近地区就业。不少村庄工业本身还利用村庄的集体土地建设了工厂工人的宿舍和公寓，更进一步促使工厂工人集中入住城中村地区。新进入城市的移民受到同乡和亲属的迁移网络和亲属关系的影响，通过在邻近居住减少他们在城市生活的风险，使得流动人口在城郊和近郊区进一步集聚。因此，城中村人口集聚也是流动人口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不断构造与强化的过程，如“浙江村”（张友庭，2014；王汉生等，1997）。城中村地区作为农村社区的空间形态，使得流动人口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更容易适应，而城中村地区在土地使用、住房管理上的模糊性和相对松懈，也更有利于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租赁和入住（吴晓，2001）。(www.xing528.com)

城中村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重视。田莉（1998）指出，城中村影响城市规划实施并阻碍城市发展。城中村存在着包括道路拥挤、建筑高密度、公共绿地缺乏和市政设施规划建设不足等硬件问题，同时还存在事故和火灾隐患、犯罪率高、人员混杂等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从政府到地方社会，都将城中村作为“城市病”丛生的地区（蓝宇蕴，2005）。魏立华和闫小培（2005）指出，高犯罪率表明整个城市社会控制、社会结构、用于支撑社会运行的法律、道德维护系统出了问题，城中村是非正式经济、不稳定的低收入流动人口聚居区域，与其他城市社区相比，犯罪率更高在所难免。同时，空间形态上的“脏乱差”，只是城中村的冰山一角，城中村的真正问题在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待遇不足（李津逵，2005）。在城中村地区各种“城市病”普遍存在，流动人口集聚也往往被认为是影响城市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城中村是特大城市人口管理和服务压力最大的地区，也是城市管理争议最大、冲突最严峻、工作任务最重的地区。